试析最高人民法院举证规则中的若干问题
发布日期：2003-10-24 文章来源： 互联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国家颁布第一部法律，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这些问题也完全可能出现在今后可能演变出的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中。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在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就此停止“立法”，半年后在2002年7月24日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自两个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审判工作的需要，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适用该两个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大量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举证责任确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民商诉讼与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似乎早已明确，一般认为不存在问题。如民商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倒置”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都熟知在心。而在众所周知的事项中，人们又往往忽视常见问题，在诉讼中，双方均竭尽全力地举证，实践中根本找不到只有一方举证的官司。这就带来了，什么样的主张由谁举证的划分问题。例如在某商品房购买者（原告）在办理房屋产权证过程中，发现房在出售后被抵押，无法办到产权证，故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房管局房屋抵押登记具体行为，在该案行政诉讼中，原告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证明该房管局房屋抵押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的证据，即该商品房抵押登记在出售之后的证据。而被告房管局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第一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某商品房抵押登记的全部资料，试图证明其抵押登记行为符合法规规定，合法有效。而该案中商品房抵押登记资料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提供，被告房管局用这些资料抵押登记资料不能直接证明其真实性。在本案中，被告房管局根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提供登记资料办理抵押登记是符合程序和相关规定的，但登记资料不真实，将导致抵押登记的效力。也就是说，被告房管局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明该案中商品房抵押登记资料真实合法的证据来对抗原告主张及证据。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因此举证责任分配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法院的法官们实质上是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采纳或说接受“结果责任”，其原因一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二是、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对于上面案例的被告房管局举证存在一个问题，也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实际上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而被告虽然完成了举证义务，但这些证据材料旦经质证，人民法院证明不合法，实际上被告并未对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举证，也就是举证不能，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由于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确定并不明确所致。
因此，对于举证责任确定、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实实在在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原则性问题，司法解释既然用于审判实际工作，为有利于审判，有利于实际操作，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举证责任划分规定，而不能简单套用“倒置”了事。
二、关于举证时限的问题
《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
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八条 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者应诉通知书时，应当告知其举证范围、举证期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当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证据时应当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申请。
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
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
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三、关于证据交换的问题
实行举证当事人自责后，证据交换原本对诉讼当事人均有益处的程序，在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实施一年过程中，证据交换实际操作显现了诸多问题：
1、证据交换的时限。
《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 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第三十八条 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若干规定》虽然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规定证据失权制度将使举证时限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当事人仍要无限期地举证。既然举证时限制度是必要的，那么所有案件都必须进行证据交换，即证据需要公开向诉讼当事人披露，否则证据规则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但《若干规定》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一样也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只是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交换证据，即证据交换不是法定程序，由于是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的“可以组织”，这就必然意味着可以不组织，人民法院不组织证据交换不违法，因此即便诉讼当事人申请交换证据，法官也有非常多的理由不予同意，此时诉讼当事人无任何救济措施可施。
这样一来，《若干规定》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不组织交换证据，必然不能披露或不能及时披露证据材料，不但有悖于《若干规定》的制定实施的初衷，也必然失去公正或伤害诉讼当事人或某一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并且不可避免造成，在双方举证后，一方过期补证或法官通知某一方当事人补证的违法操作严重弊端。
2、证据交换的方式与内容；
《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若干规定》规定的证据交换的唯一方式是法官主持，实践中一般是主审法官主持。对于证据较少或案情简单的案件，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形式的进行证据交换，如现在不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复印阅卷”的方式，即法官或书记员将刑事诉讼卷中的证据卷交给辩护律师，由律师在法官指定的地点（一般在法院的文印室或档案室）复印付费自己回去“阅卷”，这种做法既不违法，也让辩护律师阅卷充分，同时法官们操作快捷简单，采用通知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的方式进行交换。
在司法实践中，庭审交换证据，即主审法官主持证据交换，通常主持各方当事人围绕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这种工作，遇上稍为复杂度大一点的案件，无疑相当于一次开庭的工作量，而开庭时，双方仍需围绕证据进行质证一次，这种人为的重复质证，使得诉讼当事人、诉讼参加人与审判人员身心疲惫，若不堪言，无疑是一次“灾难”。而对案件审理本身并无太多的实质益处。而采用通知诉讼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法官在庭前不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而在开庭时依据程序质证。
同时应当注意到举证时限的限制问题，到庭交换证据时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是到证据交换之日，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日。而通知诉讼当事人复制证据或送达证据，实际没有证据交换质证的形式，此时的举证期限只要不少于接到举证通知书之次日起30天内，即可。这样解决了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日的法定时限限制，减少了诉讼当事人的讼累，也提高法院与法官的工作效率。
3、证据交换后的举证存在性；
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规定了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即明确规定举证期限内不举证或未能举证的法律后果。
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又作出令人费解的“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规定。令人费解之外在于：根据第三十七条两款条文的规定，交换证据应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前进行。开庭时间从理论上讲，应当在答辩届满直至案件的审限届满之前的任何日期，由于《若干规定》对交换证据没有时限规定，理论上讲也没有交换次数的强制限制规定，因此交换证据期限与举证期限没有分阶段，也未在彼此的阶段上作限制与衔接设定，它们是两个并行并有交叉的诉讼程序行为。因此，依照《若干规定》，在法院组织交换证据的情形下，举证截止日是交换证据的前一日，而交换证据的截止日为开庭前一日，此时举证时限实质上是不确定的。
由于《若干规定》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作为司法解释的《若干规定》是法院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的实际操作准则，而不是诉讼当事人应当适用的“法律”，因此，如果要确定交换证据日前一日为举证期限，法院必须履行告知义务，那么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告知，《若干规定》没有规定，法官是否能提前预知交换证据要进行一次，还是多次。那么假设某一民商诉讼案件需要交换证据两次以上，那么如何确定举证期限，只要没有确定证据交换的截止日，诉讼当事人就可以继续举证。笔者在代理一件涉外民商纠纷诉讼中，受理法院没有向诉讼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在进行了一次法官主持的证据交换后，法官未告知举证期限是否届满，当事人在此后继续调查取证进而举证，因而进行了第二次交换证据，此时法官也未告知举证期限是否届满。此案距第一次交换证据近一年，至今法院尚未发出开庭通知。故在民商诉讼案件中，交换证据一次后，诉讼当事人仍可举证。这就是没有设立交换证据制度而出现的问题。
对于交换证据过程中的质证，可能引起对举证责任的重新确定与分配，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必然导致证据交换的重新起动，此时也必然导致再次举证的情形。
综上，对于民商诉讼的证据交换应设立为制度，让证据向诉讼当事人披露。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应分成相对独立并在期限上相互衔接的前后两个阶段，应用书面形式通知诉讼当事人交换证据次数与最后截止日，即具体的举证截止日期。对于两次以上的证据交换，在交换证据截止日前，诉讼当事人可以举证。证据交换应与开庭审理质证制度、确定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书记员的有关事项、告知当事人不出席证据交换的后果，告知再次证据交换以及是否可以举证等方面的进行衔接。
至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交换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即没有设立证据交换制度也未作可以申请之规定，也就不存在证据交换时限等问题。
四、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取证问题
随着我国法律的广泛宣传，以及人们历经与耳闻目睹的诉讼事件，诉讼当事人现已理解与接受“诉讼所追求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这一观念。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中，证据对各方诉讼当事人的官司胜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也是不言而语的。
但由于能够反映事实痕迹的证据实际并不多，直接证据更是微乎其微，诉讼当事人往往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必要的、完全存在的，甚至掌握在对方手中，或第三方持有的直接或间接证据，此时唯一的救济措施就只有申请司法机关收集取证。
《民事诉讼法》与《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诉讼当事人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还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由人民法院决定调查收集，似乎法律已为诉讼当事人指出了一项救济措施，但在实际诉讼中，却让人感到法律规定如同空文一条，在证据自负的制度下，一般诉讼案件中，法院根本不可能接受、理会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至于“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法院即法官根本就没有过这种“认为”，因此压根就不要提这茬。
由于法律有规定，而法院、法官们又不执行，实质上出现了法律对诉讼当事人不适用的严重执法缺陷。司法解释本身是法官们审理民商纠纷案件的操作准则，应当说是对法官的，而不是对诉讼当事人的，因而造成诉讼当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对法院的不信任的心态。
五、关于“新证据”的确定
《若干规定》仍然未解决什么是“新证据”这个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只是在发现证据的时间段上作了划分，并以此来判断“新证据”。而发现证据的时间的真实性、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辨认真伪的棘手问题。一方将原本掌握的证据不提交，而说一审后发现的，法官有可能采信，而另一方明明在一审后取得的新证据，法官有可能不采信，这是由于没有严格的限制规定所致。
另一方面，原在举证期限内所举证据，法官就有可能不采信，何况在一审后，或者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拿出的证据，法官自然更不会理会。
结合前述的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请求权都不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新证据”提出被法院采纳的可能性也实在太小。
六、关于质证中证据的“三性”证明与确立判断
对于质证，大概是审判实践诉讼中，学理研究中争议最大焦点。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诉讼成败实质就是两条，一、有无证据；二、证据是否被法院采信。前者是条件，后者结果。
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现行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所决定的。采信证据的实质是承认某种对事实的陈述，不采信也就意味着不承认某一方诉讼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我国审判制度不承认，不允许法官“自由心证”，而是法官认定与采信证据来确认事实。众所周知，法律事实并不是事实，或者说并不等于事实，故因采信证据而确认的事实必然受到证据的制约，这就是错案、错判的原因。因此，一个案件的生命实质上完全掌握在法官手中。
由于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限制，对于证据确认采信，目前没有类似刑事证据那样的一个检察院监督审查制度。《若干规定》无法解决对于证据“三性”证明与确立的正确判断。法官们在审理中，往往对证据的采信不是以科学的观点、方法来判断，而是围绕案件实体问题来取舍证据。
「案例1」 一个已判决生效的借款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原先（银行）起诉借款人与保证人，而本案在保证合同中规定的二年保证期间内，并未要求过保证人承保证证责任，而借款一直在逐月偿付借款，3月份借款人支付有困难，书面向保证人要求借款支付，保证人同意，银行工作人员龚某在保证人处领款，并将所领款向存入借款人银行帐户，而再将此款从借款人银行存款帐户划入原告银行帐户。而在诉讼中，保证人提交了借款人要求保证人借款给借款人偿付银行贷款的指令通知书，依据《保证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提出保证责任期间已过，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原告未向保证人要求过履行保证责任，因此保证责任已经免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保证人的起诉的主张。而法官却认为，3月份保证人的支付的款项表明保证人自觉履行保证责任，而保证人“借款人要求保证人借款给借款人偿付银行贷款的指令通知书”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判决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本案中，3月份借款人的还贷款最终是经过借款人帐户划到原告，至于什么款，从什么来源，对本案不重要，采信划款证据，就应当认定该款是借款所偿还，原告未向保证人要求履行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这一事实。而法官却是围绕被告要还钱，借款人无力偿还，就要拖住你保证人这一原告诉讼目的来采信证据。对此，诉讼当事人无话可说，也无处说话。综观该案，我们不难看出，《若干规定》中关于质证，关于对证据“三性”的证明与确立来采信证据的原则又有何用，法官们判案根本不需要，诸如此类的情形枚不胜举。
「案例2 」一劳动争议纠纷案，申诉人（劳动者）向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认定被申诉人（改制后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效，恢复其劳动关系，并补发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生活费。
在仲裁开庭时，申诉人承认解除劳动合同是本人同意的，申诉人在原国企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前往公证处公证时，中途停止。在国企被撤销，新的改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核准开始正常经营时，提出仲裁这一事实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仲裁庭作出裁决书，驳回原告的全部申诉主张。原告不服裁决向基层法院起诉，而一审法院以审理后，未采信原告（仲裁申诉人）在仲裁开庭上的自认，认定原国企单方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无效，作出由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告的劳动关系（这里暂且不讨论一审法院的实体裁决是否正确，新的有限责任公司能否恢复原告原国企身份以及劳动关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原告不服上诉，最终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当事人自认的证明力是最高的，有了自认，其他证据均可不需要。而该案中，一审法院对原告仲裁时的自认根本未采信。显然，要求法官做到正确判断证据的“三性”有何意义，《若干规定》对于审判实践有何意义。
七、证据采信的正确性保证对法官要求
《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六十六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若干规定》的这些规定，是宏观上的，是原则性的。对法官的素质、水平要求较高，不符合我国基层法院的基本现状，与我国多数法官的素质不相适应。也不利于对法官的考评与监督，无法保障实现《若干规定》的制定初衷。没有具体条款的规定，也不利于审判实践的具体操作。在此点上，《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相对具体要好得多。
八、对证据制度立法的思考
以上初步讨论《若干规定》实践中存在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实在不是新问题，而是存在于审判实践中，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以及法官们头痛的老问题。综观司法解释《若干规定》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它本身有通过审判实践尝试与检验，为今后我国制定《证据法》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证据制度的初衷，而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至少是在上述老问题上，除限期举证，防止证据“袭击”等方面外，基本处于原地踏步之态。决策层应当尽快总结，结合审判制度改革，完善证据规则，将操作规则具体化，使之要求具体、操作规范、统一约束、公众监督、切实可行，以证据采信正确来保障审判正确的模式，向完善的审判制度保证正确判案的体制过渡，进而早日实现证据制度的法律化。
本文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实施一年有余之际，我们满怀信心的期待，我国审判制度的法律化，《证据法》早日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