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李某系农村妇女，两年前随丈夫进城打工，2002年10月计划外怀孕，李某身患高血压等不宜流产的疾病，只能将孩子生下。因其家境贫寒，且负有许多外债，遂与同村来城打工的表兄安某商议将产后婴儿卖给他人，并托安某联系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收养人。2003年8月，李某在医院生一女婴。按约定，李某在孩子满月(出生30日)后将女婴交与安某及收养人汤某，由汤某给付李某现金5000元。
[案情分析] 　　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李某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其主观上有出卖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出卖行为，且收取了收养人汤某现金5000元，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虽然李某有出卖的故意，也实施了出卖行为，但不具备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拐骗、贩卖行为，故不构成本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成犯罪， 主要看情节是否恶劣以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可见，拐卖儿童罪只限于上述六种客观行为，并没有将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列为拐卖儿童罪的范畴。李某夫妇系女婴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有监护权，因生活所迫使监护权转移，并收受了经济利益5000元，不能完全等同于“出卖”，虽然其直接动因是获利，但不能完全等同于那些以人为商品的人贩子。
　　其次，我国收养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立法本意所讲构成的犯罪，是指出卖自己亲生子女而触犯刑法条款的犯罪，是受刑法调整的犯罪，如遗弃罪。若要构成拐卖儿童罪，即使是亲生子女，还需具有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才能构成犯罪。
　　第三，“两高一部”和全国妇联2000年3月20日《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部分：“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及出卖拾捡儿童的，均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阐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
　　这里要说明的是，如何认定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以及营利为目的，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判定标准也不统一，这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去解决，在此之前，任何机关无权对此作出任何扩大解释。
　
[案情结果]     笔者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虽然李某有出卖的故意，也实施了出卖行为，但不具备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拐骗、贩卖行为，故不构成本罪。

[相关法规]     首先，出卖亲生子女是否构成犯罪， 主要看情节是否恶劣以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可见，拐卖儿童罪只限于上述六种客观行为，并没有将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列为拐卖儿童罪的范畴。李某夫妇系女婴的法定监护人，对孩子有监护权，因生活所迫使监护权转移，并收受了经济利益5000元，不能完全等同于“出卖”，虽然其直接动因是获利，但不能完全等同于那些以人为商品的人贩子。
　　其次，我国收养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立法本意所讲构成的犯罪，是指出卖自己亲生子女而触犯刑法条款的犯罪，是受刑法调整的犯罪，如遗弃罪。若要构成拐卖儿童罪，即使是亲生子女，还需具有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才能构成犯罪。
　　第三，“两高一部”和全国妇联2000年3月20日《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部分：“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及出卖拾捡儿童的，均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阐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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