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 （2010年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137号）     裁判摘要 　　对合同约定不明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订立合同的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但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被申请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 　　负责人：程昭湘，该矿矿长。 　　委托代理人：张怀富，该矿法律部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存洋，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负责人：关文杰，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斌，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冠魁，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学良，该公司董事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戴盟，山东泉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下称柴里煤矿)与被申请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下称华夏银行)、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下称华东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7月13日作出的(2007)鲁民再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 2009年4月7日作出(2008)民再申字第4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5月23日，柴里煤矿向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4年3月16日其与华东公司、华夏银行签订《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约定：柴里煤矿同华东公司合作经营印尼木材；柴里煤矿负责提供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4年 3月18日前按华东公司的要求将该笔资金汇往华夏银行，由华东公司办理国际贸易信用证开证申请；在办理国际贸易信用证开证申请时须同时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华夏银行见到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后，按照双方共同申请的条款办理信用证开证事宜；木材销售后的营利由华东公司与柴里煤矿各分成 50％；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终止合同，由违约方承担对方总资金额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柴里煤矿于2004年3月 19日向华东公司交付了1000万元汇票，由华东公司存在其一般结算账户上。后华东公司擅自挪用该1000万元，构成根本违约。华夏银行擅自同意华东公司动用该款，也构成违约。故请求判令解除《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华东公司返还柴里煤矿货款 1000万元、承担违约金200万元，华夏银行对货款10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一审法庭辩论中，柴里煤矿变更诉讼请求，主张华夏银行对700万元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后，柴里煤矿又将请求华夏银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资金范围由7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 　　华东公司辩称：同意解除《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但对柴里煤矿提出的200万元违约金不能接受。华东公司没有收到柴里煤矿一分钱出资，只收到案外人李洪亮汇入的1000万元，其与李洪亮之间的法律后果与原、被告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 　　华夏银行辩称：柴里煤矿所诉不实。华夏银行仅对《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中承诺的事项承担义务，而该事项由于柴里煤矿自己的原因并未发生。柴里煤矿对华夏银行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4年3月16日，华东公司、柴里煤矿与华夏银行三方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主要约定：柴里煤矿同华东公司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华东公司承担国外进口风险，国内销售风险由柴里煤矿和华东公司共同负担；柴里煤矿负责提供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4年3月18日前按华东公司的要求将该笔资金汇往华夏银行，由华东公司办理国际贸易信用证开证申请。在办理国际贸易信用证开证申请时须同时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华夏银行见到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后，按照华东公司和柴里煤矿共同申请的条款办理信用证开证事宜；木材到港后，华夏银行按相关信用证条款付款，木材销售款统一汇往华东公司和柴里煤矿在华夏银行新设立的共同账户上，由华夏银行负责监管；经营资金交易周期为90天；木材销售后的营利由华东公司与柴里煤矿各分成50％，华东公司于木材销售完成后七日内向柴里煤矿一次性返还1000万元资金及应得的营利分成；柴里煤矿与华东公司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终止合同，由违约方承担对方总资金额20％的违约金等。 　　合同签订后，柴里煤矿于2004年3月 18日派其工作人员李洪亮给华东公司送去两张银行汇票(付款人李洪亮，收款人华东公司)，共计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3月 19日，华东公司给柴里煤矿写下收据，注明“今收到柴里煤矿(李洪亮)投资款项，共计1000万元人民币。”同日，华东公司将上述两张汇票承兑1000万元后存入其2004年1月16日在华夏银行开立的一般结算账户上。此后，华东公司于2004年3月22日开始从该一般结算账户支取该笔资金，至2004年 9月21日止，该账户中还剩余 70．905万元。 　　2004年9月22日，柴里煤矿致函华夏银行称：“2004年3月16日经贵行、华东公司及柴里煤矿友好协商，顺利签订了《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第八条约定，本次合作经营资金交易周期早已届满。我方原提供的开具信用证条款信函中除保留动用资金前必须有我方温忠诚先生的签字条款外，其余条款相应自动失效。除先期付出的300万元资金外，其余 700万元资金的使用和支配，拜望严格依合作协议的约定即资金的使用和支配前必须有我方负责人王玉海先生或温忠诚先生的书面同意意见方可。”同日，华夏银行当时的客户经理陈刚在该函上签注：“请双方按2004年3月16日签订的联营协议执行。”2005年1月27日，陈刚致函柴里煤矿矿长王玉海称：关于联营协议一事，只要木材一到港，我将及时将到港地及时间告知您。此后，华东公司一直未办理进口木材事项，并继续以支票形式同城提出资金转账给自己。至 2005年3月17日，上述一般结算账户中还剩余227．7元，此后再未发生业务。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柴里煤矿与华东公司、华夏银行所订《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有效。华东公司给柴里煤矿的收据载明收到投资款1000万元，足以认定柴里煤矿履行了《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华东公司收取柴里煤矿资金后，没有按合同约定使用该笔资金，不履行进口木材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柴里煤矿主张解除合同、退回出资款、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约定，华东公司以柴里煤矿1000万元资金作担保办理国际贸易开证申请时，华夏银行须审查是否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意见。因此，华夏银行在柴里煤矿和华东公司联合经营印尼木材过程中，起到一种监督资金使用的作用。华夏银行不是联营合同的当事人，柴里煤矿的出资不宜直接汇给华夏银行，只能由柴里煤矿或华东公司存入华夏银行。柴里煤矿提供的给华夏银行的声明函及陈刚的书信，表明华夏银行明知柴里煤矿1000万元出资资金到位。在华东公司动用该笔资金时，华夏银行知道而且也应当知道华东公司动用的是柴里煤矿所提供准备开具信用证的担保资金，但却并没有阻止华东公司擅自动用，致使柴里煤矿期求的合作目的受阻。华夏银行不尽监督审查义务，构成了对柴里煤矿的失约，应对柴里煤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院于 2005年11月21日作出(2005)滕民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解除《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二)华东公司退还柴里煤矿联营出资款1000万元；(三)华东公司支付给柴里煤矿约定违约金200万元；(四)华夏银行对华东公司退还给柴里煤矿的联营出资款1000万元负退还不能时的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0 010元，其他诉讼费用69 000元，均由华东公司负担。 　　华东公司与华夏银行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华东公司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在双方合作过程中，由于柴里煤矿违约，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确认的合同标的额20％的违约金远远超出损失，属显失公平。 　　华夏银行上诉称：(一)一审程序存在错误。柴里煤矿在一审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要求华夏银行承担700万元资金的补充责任，但原判却判令其对 1000万元资金承担责任，违反了法律规定。(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补充协议》，联营协议应认定无效；三方协议中华夏银行承诺的事项没有发生，华夏银行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判认定该行明知柴里煤矿1000万元出资资金到位有误。柴里煤矿资金未收回，与其自身存在违法、违规操作有关，应自负其责。故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柴里煤矿对华夏银行的诉讼请求。 　　柴里煤矿答辩称：(一)其虽推迟一天交款，但华东公司无异议且接受，应视为华东公司已予以认可。华东公司给其造成巨大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二)代理人在一审中确曾表达过免除华夏银行对300万元赔偿责任的意思，但华夏银行对该陈述予以否认，依据《证据规则》，该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补充协议》没有解除联营协议的效力。华夏银行明知1000万元资金的来源、特定用途和特定用款程序而不进行监管，应承担违约责任。李洪亮代表柴里煤矿付款是职务行为，华夏银行对此是明知的，该行为并不能导致损失的发生。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4年4月16日，陈刚两次给柴里煤矿张怀富发送关于从印尼进口的木材近期将要发出等手机短信息。     该院二审认为：华东公司、华夏银行与柴里煤矿签订的《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应确认有效。华东公司与柴里煤矿签订的《补充协议》，未经华夏银行同意，没有起到解除《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的效力。《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是规范、约束本案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唯一生效依据。华东公司收取柴里煤矿资金后，没有按合同约定使用该笔资金，构成了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约定华夏银行在华东公司办理国际贸易开证申请时须审查是否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因此，华夏银行在柴里煤矿和华东公司联合经营木材过程中，负有对柴里煤矿提供的1000万元资金进行监督使用的责任。华夏银行的工作人员陈刚直接参与合同谈判、签订、实际执行，使用手机发送短信息以掩饰资金被动用的事实，还在柴里煤矿提供给华夏银行的声明函上签发意见，这些行为表明华夏银行及其履行职务行为的工作人员明知 1000万元资金的来源和特定用款程序并负有向华东公司提示按合同规定使用该款的责任。华夏银行不仅没有向柴里煤矿说明事实真相，反而在华东公司动用该笔资金时，采取了虚构事实及掩盖事实真相的手段，不履行监管义务，应承担责任。该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 010元，由华夏银行、华东公司各负担35 005元。 　　华夏银行不服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于2006年9月12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8年6月1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鲁民监字第123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先前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自2004年3月22日起，华东公司在华夏银行中山路支行的一般结算账户上分别存入230万元、77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1500万元。2004年 3月22日至2004年11月29日该账户陆续向外支出款项，其中2004年4月21以支票形式支出350万元，2004年4月23日以支票支出300万元，收款人为华东公司，该两笔资金的转账凭证上资金用途栏均注明为“木材开证”。2005年3月17日之后，该账户未发生业务。目前账户金额为 227．60元。双方约定的进口木材、申请开立信用证事项均未实际发生。本案原一审庭审时．柴里煤矿当庭陈述华东公司于2004年4月23日动用的 1000万元中的300万元经过了该矿负责人温忠诚的授权，请求判令华夏银行对700万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华夏银行否认收到授权。二审中，柴里煤矿否定其在一审中的上述陈述。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华夏银行应否承担华东公司退还1000万元联营出资款的补充赔偿责任问题。(一)关于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根据《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约定，华夏银行的义务限于柴里煤矿直接将1000万元汇入华夏银行交华东公司申请办理信用证时，负责审查是否有柴里煤矿的书面同意，然后再行对外开证，并对未来回收的货款进行监管。在实际履行中，柴里煤矿并未按约定将1000万元开证保证金直接汇入华夏银行，而是将银行汇票直接交给了华东公司。华东公司收取该汇票后，将汇票款存入了其在华夏银行开立的一般结算账户上，但未明确告知华夏银行款项的性质。因此，华夏银行无法对该款尽监管义务。本案柴里煤矿1000万元无法收回的原因，一是柴里煤矿未按协议约定将该款汇入华夏银行，未进入开证保证金账户；二是华东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动用了该款。综上，华夏银行履行监管义务的条件并未成就。 (二)关于华夏银行是否知道该款项的保证金性质。柴里煤矿为证明华夏银行知道该款的性质，提供了相应证据：一是陈刚两次致柴里煤矿的函件、短信；二是柴里煤矿工作人员的陈述；三是注明用途为“木材开证”的款项流转凭证。首先，陈刚两次致柴里煤矿的函件所反映的内容与争议款项并无直接联系，陈刚转发的短信内容虽然涉及了木材一事，但以此证明华夏银行知晓该款是保证金性质，证据不足。其次，柴里煤矿工作人员的陈述表明在将银行汇票交给华东公司时，陈刚在场，并一起到银行存款。但该证据从形式上应视为当事人的陈述，证明力较弱，且陈刚否认，故不能据此认定陈刚参与了存款过程。另外，两笔转出支票上虽标有“木材开证”字样，但因该款存在华东公司的一般结算账户上，并非在保证金账户上，不能据此认定华夏银行明知该款为保证金而不监管。综上，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刚实际参与了资金的存入和明知该款是开证保证金，也不足以证明华夏银行明知该款项的性质而不尽监管义务。2008年7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07)鲁民再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判定：(一)撤销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枣民四终字第 10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5)滕民初字第 271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三)变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5)滕民初字第 271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驳回柴里煤矿对华夏银行的诉讼请求。 　　柴里煤矿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鲁民再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华夏银行对柴里煤矿 1000万元资金的使用负有监督义务。按照《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约定，由柴里煤矿提供联营资金1000万元，存到华东公司在华夏银行的资金账户上，以备开证时作为担保金使用。该款作为专项资金汇入华夏银行后，华夏银行不得允许华东公司随意动用和支取。因此，华夏银行对该1000万元资金的使用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而并非仅在华东公司申请开证时才负有监管责任，其他时候概不负责。否则，与协议特别约定专款专用的目的不符。(二)华夏银行对本案 1000万元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的条件已经成就。柴里煤矿提供的 1000万元资金已到位，华夏银行无权要求柴里煤矿将1000万元资金直接汇给华夏银行。开证前，该1000万元尚不具有信用证保证金性质，华夏银行以该资金未存入专用账户为由主张无法尽监管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华夏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服务机构，如果认为该款项必须存入专用账户，应在签订《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时，最迟于该款项存入时向柴里煤矿予以说明和告知，华东公司自然也就无法擅自动用该款。正因为该1000万元尚不属于信用证保证金性质，《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才约定华夏银行对该资金的使用负有监管的义务。(三)华夏银行怠于履行其所负的监管义务，具有重大过错。首先，华夏银行明知 1000万元资金的出入、使用及特定用途。华夏银行客户经理陈刚始终参与了三方联合经营印尼木材的谈判，十分清楚1000万元资金的特定用途是用于木材开证；陈刚与柴里煤矿的往来信函也说明了其对于该 1000万元资金专款专用的特定用途是清楚和明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银行在华东公司挪用该款项时，不遵守承诺，甚至恶意隐瞒该账户内资金被华东公司擅用的情况，至该账户上木材开证专用款荡然无存，给柴里煤矿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华夏银行答辩称：柴里煤矿的申诉违背基本事实，庭审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虚假陈述。柴里煤矿在历次庭审过程中力图推定华夏银行的义务，是违背法理的。义务的确定必须依据法律或约定，《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中对华夏银行义务的约定明确，文义表述清楚，柴里煤矿单方提出的“推定”义务不能成立。本案中，华夏银行对 1000万元款项没有监管义务，三方约定的唯一监管义务是对印尼进口木材在国内的销售款(必须存入新设的账户)进行监管。而实际上，印尼木材业务根本没有发生，所以华夏银行不存在履行监管义务的问题。《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中约定的事实 (业务)没有发生，华夏银行履行义务的前提不存在，监管的客观条件不成就。因此，柴里煤矿主张华夏银行承担法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华东公司答辩称：华东公司、柴里煤矿、华夏银行三方于2004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该协议的当天，华东公司、柴里煤矿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确认《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后来华夏银行也追认该协议无效。基于华东公司与柴里煤矿及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存在合作开发印尼煤矿的客观事实，因此柴里煤矿给付华东公司的1000万元只能是前期投资款，而非合作经营木材用于国际贸易信用证开证的 “保证金”。所以华东公司与柴里煤矿都没有按照《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的约定，履行办理国际贸易信用证开证的相关手续，华夏银行的监管义务无从谈起。因此，原一、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有效及 1000万元为开证保证金是错误的。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鲁民再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以及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枣民四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5)滕民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驳回再审被申请人柴里煤矿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柴里煤矿承担。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华夏银行应否对柴里煤矿1000万元出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解决这一争议焦点，关键在于认定华夏银行是否对本案1000万元资金具有监管义务。如果其负有监管义务且能够监管，但却怠于履行义务，则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如其并无监管义务，则不应承担责任。 　　银行对储户资金的监管义务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的规定，二是储户与银行的特殊约定。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性质上为开证保证金的备付金，由柴里煤矿交华东公司存于华东公司的一般结算账户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条、《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等规定，开户人对一般结算账户内的资金有自主支配权，任何单位包括银行不得任意限制、冻结和扣划，否则即构成对开户人的侵权。因此，华夏银行对涉讼 1000万元并无法定的监管职权或义务。《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柴里煤矿)负责为本次合作提供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于 2004年3月18日前按甲方(即华东公司)的要求将该笔资金汇往丙方(即华夏银行)，由甲方办理国际贸易开证申请。但在办理国际贸易开证申请时须同时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丙方见到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后，按照甲乙申请的条款办理信用证开证事宜”。据此可以认定，当华夏银行为华东公司办理开具信用证的相关事宜时，应审查是否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同意意见。只有经温忠诚书面同意后，华夏银行才能为华东公司办理开证的相关事宜，包括办理以开证为目的的款项支取事宜。如未经温忠诚的书面同意，华夏银行即准许华东公司以开证用途而支出该笔款项，则属于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上述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华东公司以申请开证以外的其他用途支取该笔资金时，华夏银行是否具有监管义务，属于合同约定不明。对该约定不明事项，当事人存在争议。柴里煤矿主张其签订三方协议的目的在于保障专款专用和出资安全，按照目的解释，应认定《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第三条已使华夏银行对该1000万元资金负有了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和使用审查义务，无论华东公司是否用于开证，华夏银行均应负责监管。本院认为，对合同约定不明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合同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但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本案中，柴里煤矿确曾对其出资的安全存有隐忧，而且还专门为此与华东公司、华夏银行订立合同条款。但在三方对柴里煤矿出资何时监管、如何监管已有明确约定和安排的情况下，仅根据柴里煤矿一方的效果意思和缔约目的，即推定合同相对人华夏银行和华东公司须另行承担约定义务之外的义务，则难谓符合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从实践上分析，该1000万元存在华东公司一般结算账户上，与账户上的其他资金相混同，华夏银行事实上也无法将其区分出来单独实施全面监管。如果根据目的解释推定华夏银行负有此项义务，只能导致华夏银行对华东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内所有混同资金均予限制使用，这无疑会侵犯华东公司对其一般结算账户上所存资金的自主支配权。这是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因此，本院认为，华夏银行对华东公司非以开证用途而从其一般结算账户上支取该笔资金并无监管义务。 　　2004年9月22日，柴里煤矿致函华夏银行称：对其提供的1000万元，“除先期付出的300万元资金外，其余700万元资金的使用和支配，拜望严格依合作协议的约定即资金的使用和支配前必须有我方负责人王玉海先生或温忠诚先生的书面同意意见方可。”该函对先前三方协议中约定的华夏银行的开证监管义务进行了变更，扩大了华夏银行的资金监管范围，性质上应视为一种新要约。对此，华夏银行当时的客户经理陈刚在该函上签注：“请双方按 2004年3月16日签订的联营协议执行。”这实际上表明华夏银行并未同意柴里煤矿提出的变更三方协议的请求。而且，该要约亦未征得华东公司的同意。因此，柴里煤矿的函并不能单方改变三方协议的约定。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华夏银行应对华东公司因申请开证用途而支取该1000万元资金负有监管义务。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监管义务。 　　从华东公司对该1000万元的支出情况看，2004年4月21日、23日分别支出的 350万元、300万元，在转账支票上款项用途栏均注明为“木材开证”。虽然华东公司并未将上述款项实际用于木材开证，但当其以申请开证名义而支取该两笔款项时，已经符合了《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华夏银行的监管条件，华夏银行负有审查该事项是否经过了温忠诚书面同意之义务。柴里煤矿在庭审中自认，对4月 23日支出的300万元“木材开证”款经过了温忠诚的书面同意，但辩称其同意华东公司支出该款是用于申请开证，然而华东公司并未实际申请开证，故对此损失华夏银行仍应承担责任。但根据《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华夏银行只负有对华东公司因申请开证而动用该款的形式审查义务，即当华东公司为开证用途而支取该款时，只要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忠诚的书面同意，华夏银行即可放款，至于华东公司支取该款后是否实际用于开证，抑或如何使用，则非华夏银行所能干涉。故柴里煤矿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柴里煤矿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自认的华东公司支取300万元业经其同意的事实，故本院对此项事实予以确认，并据此免除华夏银行对该300万元的监管责任。但华夏银行在符合监管条件且能够进行监管的情况下，违反三方协议约定，怠于履行监管义务，致华东公司以“木材开证”名义擅自支取350万元，显然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华夏银行应对华东公司以“木材开证”名义而擅自支取的350万元承担监管责任，山东高院原再审判决认定华夏银行不承担责任有误，应予以纠正。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 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鲁民再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枣民四终字第 10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5)滕民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三)变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5)滕民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对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返还给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的1000万元联营出资款在3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返还不能时的赔偿责任。 　　上述给付义务应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履行完毕。逾期给付，给付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 010元、其他诉讼费69 000元按一审判决由华东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0 010元，由华东公司负担35 005元，华夏银行负担12 252元，柴里煤矿负担22 7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帆     代理审判员　王富博     代理审判员　刘崇理     二0一0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穗军     审判长简介     周帆高级法官：1962年出生，法学学士，2005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