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部门法体系，其基本原则应该具有协调一致的内部逻辑，据此分析，结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经济法应当具有三大基本原则。
关键词：基本原则，内部逻辑，平衡和谐，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部逻辑
就法理学而言，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和层级决定了部门法的原则核心与构成，虽然部门法一般都具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正义等基本价值，但在不同部门法中这些价值的地位和内涵是有区别的，这种抽象的分别必须要经由部门法原则加以具体化，才能通过法律实践正确体现出来。
所以一个成熟的部门法体系，不仅要具有特定的价值和理念，更要有反映这些价值和理念的基本原则，以指导其具体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这些基本原则并非简单的并行关系，既不是从其他部门法基本原则“移植”而来，也不是法理学所归纳原则教条的“具体化”，而是内部逻辑协调一致的系统。这就要求这些原则不但能够互相印证彼此的关联性和各自的独特性，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将体现该部门法本质的精神理念、基本价值传导到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内部逻辑统一”恰恰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所包含基本原则的分析与研究所欠缺的重要方面。（注1）
我们先以比较成熟的部门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发展历程来粗略说明关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近代民法属于私法范畴，以维护个体权利为本位，多任意性规范，以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为其传统理念，其价值核心应当是自由，与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社会经济调控的主导地位相适应，包含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三大基本原则。进入现代社会民法的价值和理念遭到社会本位的冲击，三大基本原则也受到了修正：禁止权利滥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内容粉墨登场，加入到现代民法基本原则之中。但民法并没有因此真正改变最初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内涵，否则就会丧失其独立存在的个性和意义。所以民法最初的三原则为本源，之后形成的三原则为发展，构成了清晰完备、逻辑统一的基本原则体系。因而在具体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当适用各大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正确确定冲突原则的优先级别，以贯彻民法的基本精神理念。
那么经济法呢？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是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的统一体， 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基础，在于公私法在深层次上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在于法的时代精神对传统法律价值理念的革新。所以，经济法的价值核心是自由和秩序、效益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和谐状态，其基本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注2）
进一步说，经济法通过对经济关系全方位的调整，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微观层次上保障个人、社会组织与政府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和谐，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从宏观层次上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平衡协调，实现社会资源在整体上的优化配置，达致人、社会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两方面的共同目的是实现以人的最终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持续性发展。因此本文认为经济法主要有三个基本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经济环境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三大原则并非互不干涉、独立适用，而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又要贯穿于经济法体系的始终，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适用于经济法部门内的某一法域，当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则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谐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更侧重于对市场规制法提出要求，涵盖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出现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从而体现在经济法上的客观需要，更侧重于对宏观调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观规律为指导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力求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的特点，既是责权利效相统一，也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公平体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则，是对经济法本质在基本原则上的深层次体现，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与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手段性原则。
二、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我们强调营造平衡和谐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说平衡协调原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对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单纯将平衡协调上升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就显得不够充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内容。
从字面上讲，和谐与协调两词的含义互通，这就是目前在许多法学著述中“和谐”与“协调”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说“和谐”和“协调”是有很大区别的：和谐是一种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和市场都要顺应客观规律、应用客观规律的表现；而协调更强调的是主体间相互一致的积极行为，是带有主观意志色彩的一种行为模式。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首先，“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有学者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
其次，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能够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最后，经济法律的完善本身并不代表这种良好经济环境已经大功告成，由于社会经济体系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制不断地“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规划性地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来建立和维持这种环境。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层次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和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权益，也阻碍了该行业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更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主体内部环境的平衡和谐
经济法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和谐，并不是单纯靠一己之力完成的，而是通过建立和维持一种从总体上公平、高效、有序的环境，从而使民商法这些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正常发挥作用实现的。民商法在维护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优势是将现实的各种经济关系高度抽象化，形成统一的模式，让所有的市场主体自由平等地适用，从而产生高效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就是它“拟人化”的法人制度问题：由于把个人和商业组织假设为实力对等的主体，而没有考虑到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公司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市场主体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在现实中并非地位平等，结果造成了个别市场主体的畸形发展，反而导致社会整体经济失衡，阻碍了社会经济健康高效地发展，比如垄断的出现、公司大股东利用有限责任侵犯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等情形。
经济法大胆地涉入民法强调“意思自治”一般不调整主体内部关系的“禁区”，通过将公司法、企业法等法律的有关内容渗入国家意志色彩，规制市场主体的内部关系，比如建立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规定特殊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加重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等等，先从组织内部营造一种平衡和谐的环境，以达致社会整体经济的平衡和谐。
2、市场主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市场主体关系包括市场竞争主体间的关系和市场经营主体与投资主体、消费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市场竞争主体而言，有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或中资、外商独资、中外合营、中外合作企业之分，经济法要赋予这些竞争者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与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论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或资金来源情况如何。但不同于民商法的抽象平等性，经济法通过对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具体规定，从社会整体的高度实现实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这也可以说是公正、平等理念由私法到社会法的一种深化。
平等的自由竞争本身并不必然具备持续性，自由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法则会促使经营主体为了生存采取违背商业道德的过度竞争行为，或导致企业通过联合兼并产生强大的垄断势力而反过来限制竞争，这些正是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别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为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
除了因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垄断外，还有自然垄断形式、行政垄断问题也是经济法关注的对象。尤其在我国，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垄断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它们所导致的经济环境不平衡和谐，除了损害市场竞争主体利益外更会损害以市场消费主体为首的其他经济主体利益。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属于公用事业，其存在往往具有一定经济和政策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失去必要的约束就会极大损害市场消费主体的利益，而行政垄断则是我国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遗毒，不但损害其他地区、部门经营主体的利益，更损害消费者和外国经营者的利益。我国这些年来长盛不衰的“铁老大”现象、电信行业暴利、地区之间的商贸封锁战就是最好的佐证。我国经济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制明显还不到位，有损于平衡和谐环境在竞争领域的建立。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的经营人员和证券交易人员相对于一般投资主体具有优势地位，容易通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手段侵害投资人的利益；生产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处于经济强势地位，也容易通过故意增加对方义务并减轻己方责任的方式侵害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证券法等恰恰就是经济法为防止上述情况出现，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体现。
3、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政府是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上的代表人，而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身兼公共管理者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一方面，政府作为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主体之一要按照客观规律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且这种管理、干预和协调必须依法进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一分子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为市场行为时，必须要坚决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接受法律的约束。政府在其中既是经济规律的认识主体，又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主体，从而构成了传统经济法的两大基本内容：政府规制经济之法和规制政府经济行为之法。
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干预和协调的职能，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分配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同样具有这种分配职能。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无法回避并且在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界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各有不同，但在强调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依法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这一点上显然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而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这种平衡和谐一方面要防止某些政府部门或其代表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假借国家、社会的名义行维护局部私利之实，利用公权力非法干预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因市场机制自身缺陷而带来的私权利滥用（不正当竞争）和扩张（垄断）、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市场调节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相互争权的关系，两者实际上能够相互弥补对方力量之不足而形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合力，这种合力的产生是两个主体平衡和谐地调整经济生活的必然结果。近一百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两个主体间能找到适应当时情况的平衡点则经济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两个主体的平衡和谐被打破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危机。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也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还不仅仅限于政府和市场，第三部门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将会发挥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些组织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等特点，能够缓和二者的直接冲突，填补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空白。（注3）所以发展中的经济法所面临的不再单单是营造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和谐，而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间的平衡和谐。
4、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交互作用的增强，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及人类社会自身内部协调的一种最终结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和超国家组织的出现，使得过去的自然环境限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阻隔开始消融。一国的国内经济不再是个孤立成长的小岛，而是在世界经济这片汪洋大海中生存的，从而产生了内外市场相互协调的客观需要。
当传统市场超越一国国界形成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时，不同地区行业间的差距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可能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诱惑。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超越了国界也就意味着失去本国政府的经济庇护，而面临所在国为保护所在国行业利益而采取的打压政策所带来的损害。一国为保护本国行业而采取的手段就本国市场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世界市场而言却可能是无理的、狭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WTO及其相关规则才应运而生，而WTO规则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无数次的谈判、妥协、争论与修改。也正是因为如此，WTO规则才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权威法则，是各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法则。
但国内外市场的协调仅仅通过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因为WTO协定本身并不能自动执行，还需要转化为相应的国内立法。国内专门的针对性立法重要性便突出起来，这种立法不仅要保护国内市场主体的利益，也要照顾国外投资者、经营者的利益，以改变过去那种单纯靠国际市场机制或者国内市场机制分别调节的不和谐模式。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之风已经无法逆转。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要想在国际市场赢得更多的利益，利用国际市场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抛弃我国某些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垄断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并树立起国际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而此种向国际观、大局观意识的转变就是管理者要依照经济法治的思维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在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务必使调节经济的手段与方式符合WTO规则要求，务必使中国的经济法制与国际接轨，务必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形成和谐的统一。总之将国际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原则纳入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法自身发展之必然。
当然，仅仅说让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接轨就能达到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平衡和谐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政府传统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的涉入将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与安全之重任，只能托付给完备协调的国内经济法制进行。在国内市场会出现的垄断、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国际大市场上因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同样会出现，而且可能更加严重，从而对国内经济施加不良影响。我国按照国际市场规则的要求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后，这个问题将更加突出，需要经济法参与协调解决。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注4）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该原则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地位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观念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意义和途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都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单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我国目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制度并存。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将成为未来几年关于如何贯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经济的发展，是效益优先的全面体现。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上升到一种治国方略的高度。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论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仅是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也唯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会本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出发点。这种发展不强调盲目的快速，而强调连续与稳定下的高速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以社会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涵盖了经济、人口、环境、科技、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这一思想反映在上层建筑就必然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所要保障的就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部分——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注5）经济法无论是保证市场主体有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市场规制法为代表），还是保证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有计划、有组织、有理性的宏观调控法为核心），最终都是为了从宏观上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伊始，我国政府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际通行的可持续发展观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崭新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以社会为本位到以人为本位，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观是经济法第三个原则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以社会为本位相对于以国家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而言；以人为本位相对于以官为本、以民为本位而言。抛除各自的纵向比较，以人为本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进一步体现。中国社会有着长达数千年“官本位”思想的积累，此种积累已经成为政府乃至和国家有关联的企事业单位树立现代化意识、服务意识，融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模式下都有自己的文化意识形式，在新中国建国后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 “官本位”思想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达到了数千年“官本位”思想积累的巅峰：“处级的和尚、部级的方丈”、“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凡此种种现象足可与封建社会下的朝堂衙门比肩，却又带着“处级”、“部级”这样的现代字样。当前建立这样文化意识的基础——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不复存在，虽说积习难改，但我们相信就像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取代一样，“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终将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所取代。此外，“官本位”思想曾长期披着“以民为本”的外衣，借国家、集体之名行干涉个人发展之实，使得“以民为本”沦为实现“以权谋私”的工具与手段。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了“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一个整体概念也是一个个体概念。可见“以人为本”在强调人作为一个整体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的利益，这恰恰与经济法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内涵相一致，而“人”与“社会”相比，又突出了个体的因素，在中国这个长期缺乏“个性化”教育的国家里，这是社会本位价值观、理念观的又一次深化。
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观，最后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一系列递进式的变革充分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发展思考的不断完善与进步。科学发展观的实质还是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观外延的扩展，是可持续发展观系统化的进一步体现。综上所述，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的目的性原则，而 “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无疑又为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提供了厚重的理论基石。（注6）
注释
[1]：请参阅北大版、人大版、法大版、高教版等教材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叙述。
[2]：由于本文论述重点不同，详细叙述请参见我们的另一篇文章《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此文可以在主要法律论文网站上查阅到。
[3]：参见王建芹著《第三种力量 ——中国后市场经济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4]：请参见本文第二（一）3节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5]：笔者不同意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泛泛地列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是强调结合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局限探讨该基本原则，即该治国方略的实现需要一个系统的人文环境，经济法只是从总体上保障该方略的制度手段之一。
[6]：我们尚不能随意地把“以人为本”思想加入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去，经济法是经济性和政策性的统一，其社会本位的侧重点与其他社会法部门有所不同。经济法的价值标准是将“经济人”与“道德人”结合起来评判的，但偏向于经济性价值。由于该思想涉及到市场经济中新的“义”与“利”之辩问题，笔者拟在随后的经济法论文中详细讨论。
作者：安旻 周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