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发布日期：2004-07-20 文章来源： 互联网
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规律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将逐渐演变，国民经济的中心将依次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再转向服务业部门。战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中逐渐起主导作用。所以，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直接投资得以迅速发展，因此要求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实现投资自由化。[1]在另一方面，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通过资本流动实现的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涉及关系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政治与文化等敏感问题，在国际投资法中被视为“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而对外资进入实际情况实行禁止或限制。二者形成矛盾。因此各国通过修订外资法、及签署双边条约和缔结公约层次上消除或减少“合理例外”。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实现的迫切和必要体现在国际投资法的变化中，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特征就是减少对外投资的限制，主要是服务贸易的市场的开放，以促进外国投资的发展。
80年代以前的状况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对于本国领土上的一切人和物，除国际法上规定的例外外，都享有排他的管辖权。[2]据此，主权国家对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绝对的管辖权和监督权。资本输入国作为主权国家，能规定其领域内有关财产取得和转移的一切事物，而且有权决定其境内法人和自然人从事经济活动，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非法行为。[3] 所以在外国投资范围内，对外国人的商业活动范围，加以一定的限制，入对某些企业不准外国人经营，只允许本国政府经营，或本国国民经营，或本国国民的经营管理，或外国人可以参加某种企业，但参与权或股权需低于本国国民等等。这也并不违反国际法原则，而且是国际法所公认的合理例外。[4]
各国外资法一般都不在资本输入国所有经济领域内对外国投资者给与完全的国民待遇。资本输入国为了确保外国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外国投资的范围加以限定。一方面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部门保留在政府和国民手中，另一方面，将外资引导到本国亟待发展的行业和部门，使外国投资于本国经济发展目标一致。因此，各国采用法律规定，或发布投资指导目录，货采用许可证的方式，允许或鼓励那些产业部门投资，限制或禁止那些产业部门投资。。
这些限制或禁止的产业部门，可以说主要是服务贸易的部门。[5] 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通过资本流动实现的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涉及一些直接关系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政治与文化等敏感问题。因此，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现实很强的垄断性。[6] 也就是说，由各国政府几乎拥有完全垄断性质的，或给与特许经营的公共事业，如城市供电、供水、燃气、公交、地铁或产业如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以及某些基础产业如车站、机场、码头，[7] 在80年代末以前，几乎都是禁止或限制外商进入的行业。[8]限制或禁止投资的措施范围很广，主要是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措施，这一类措施是开业权问题，它是对进入各国建立各类服务性公司和机构加以限制或管制，乃至禁止。从限制和禁止的措施看，具体包括：1、对于国内特定的服务业部门或公司，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2、对服务业投资的地域限制；3、对服务业投资的公司数量限制。
发达国家外资准入限制的范围较小。外资禁入的范围主要有国防军事、通讯、宣传部门、公用事业、交通、银行等。如美国在通讯、航空运输、沿海运输、水电、原子能、银行业、保险业等领域做了限制性规定。发展中国家一般对在本国已有一定发展基础，需要重点保护的服务贸易行业进行禁止或限制，如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凡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事业、企业并关系到多数国民的生命者，如港湾、公用发配电、通信、海空运输公用铁路等，不允许外资全面控制。泰国外资法禁止向政府专营的武器、烟草、铁道、港口、国内民航等部门的投资，凡属限制外国投资的部门，外资一般只占少数股权，而且需经过严格审查。 巴西禁止外资在航空沿海运输、新闻、电力等部门投资。
80年代末期后的变化
由于国家本身的目标可能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发展使政策失去了对投资的控制力，各国看到保护措施的代价高昂，以及其他国家为采用开放措施反而取得成功，促成各国调整本国服务贸易开放政策。
服务贸易问题引起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的严重关注，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并在1994年最终达签署《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惠国待遇和逐步自由化等方面的规定，大大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法的变化。从国内法看，近年来，许多国家日益认识到外国直接投资有间接投资不可替代的优点，均修订了外资法中歧视性规定，自由化倾向越明显，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区域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9]至1996年止，65个国家（10个发达国家，55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采取了98项有利于自由化的政策[10].从双边关系看，90年代以来，各国为签署对保护和促进的双边投资协议。到1996年6月已有将近1160个条约，约有2/3时90年代缔结的。在多边层次，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缔结区域性公约，实现投资自由化。联合国、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在努力促自由化进程。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影响
进入90年代，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江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延伸至服务，它包括了除政府服务采购外的索由服务贸易，并将要素移动服务作为自由化的重要目标。服务贸易的定义不仅涉及跨国境的服务消费和提供， 也涉及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通过自然人移动提供服务。因此，也必然涉及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及规范。《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各成员国遵守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由于涉及12大类、155个细分的服务分部门，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国际直接投资及投资法也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
1、《服务贸易总协定》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都参加服务贸易总协定，实行不同程度的自由化，尤其是公共设施、运输、电讯、金融及保险等服务设施的现代同时促进9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都在进行民营化改革。
2、关贸总协定要求与建立国际直接投资形式的商业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移动自由化，从而在另一成员国境内由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提供服务。关贸总协定，对于成努开放得的服务业内的，经批准建立机构的国际直接投资，在未经世界贸易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禁止对其实施限制（包括对流动资产交易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因而，就资本而言，关贸总协定模糊了资本与流动资产交易之间的区别，如果一国就建立外国服务机构做出了公开承诺。则对投资的影响是巨大而积极的。
3、《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当需要资本提供服务时，资本必须能自由过境转移，这必然会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如有关市场准入的16条注释中规定：“若一成员在有关通过第一条（服务贸易的定义）提供服务的提供服务的事宜方面做出承诺，并且这种资本过境转移时服务本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则该国也因此承诺，允许此种资本移动。”该规定那个模糊了资本与流动资本交易之间的区别。因为资本的国际移动时服务贸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从另一角度，他代表了一种对经常项目（资本交易项目）没有影响的资本移动，对资本移动自由化由积极影响。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制订之前，关贸总协定对于国际贸易自由的推进和努力主要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对服务贸易一直未进行统一规范，《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为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保障，它确立了通过各成员国连续不断谈判，促成各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服务贸易总协定》促成发达国家基本消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11]
二、发达国家基本消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
1、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与公司建立的限制的减少
通常对外资的限制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与公司建立方面的限制，消除这类限制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全部开放。过去存在与服务部门的许多限制，随着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实施，也逐步解除，尤其是在通信、土地买卖、空运、中介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自由化程度较高。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发达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一些产业部门仍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这里需指出的事，许多发达国家使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一体化组织内部也在积极推进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例如，欧盟成员之间的限制很少。
2、 国际直接投资所有权与控制的规定较少。
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行业已经放弃强制性的拥有多数或少数股权作为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定。但是，股权限制仍作为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某特定行业的一种手段。发达国家有利利用股权限制控制产业的私有化程度，或限制其进入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服务行业，如通信、广播、空运。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具体承诺、对等谈判基础上开放服务贸易。所以，许多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仍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某些行业，以及进入的公司数目进行限制。例如在银行、保险、专业、服务、通讯、空运、广播电视等行业。经合组织的调查表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对特定领域的投资，以及空运、海运的投资都加以限制。有9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希腊、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美国、）对采矿或自然资源开发加以限制；有18个国家限制外空公司从事银行或金融服务；有8个国家对无线电、电视、广播或出版部门的外方控股公司进行限制。
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
（一）、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各种限制
1、 进一步减少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予公司建立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工
业，一般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对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国内一些行业及公司的建立建加以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对国家直接投资的限制都是武断的。因为特定领域的措施和政策往往具有一个以上的目的和效果，在是始终并不一定能实现其政策目标。为此，发展中国家页充分认识到消除这类限制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标志，努力放松，甚至对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减少对外资禁入的行业限制，事的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及开业较以前更为容易，各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修改外资法，一放宽对外资的准入，一种是在所谓外资进入“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上增加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另一种方式是减少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消极清单”（Negative List）上的行业，只要是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值得注意的事，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通过外资参与本国对于公共设施的私有化进程，开放了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如电信等行业。
发展中国家保留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重大利益而采取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某些限制。一般这些考虑被视为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一般原则的合理例外，并且在近期也不可能回消除。但以此为目标事是限制的领域较少，主要由广播、电视、金融保险等少数服务行业，一极少数资源开采业。
2、 对国际投资流入所有权与控制的规定趋于放宽。
90年代以来，以强制拥有多数或少数股权作为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做法逐渐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基本允许外国公司拥有全部股权。但是，股权限制人作为限制国际投资进入某些行业的一种手段。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投资进入银行、保险、专业服务、通讯、空运及广播等领域的股权限制，或规定外国公司数目。另外，一些国家规定的国际投资逐步退出要求和与利润再投资的有关规定，都已基本撤销，如印尼。泰国、拉美国家。
3、 经营限制。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服务外国公司建立后，为了减少外国公司经营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对其经营活动实施限制，如要求优先聘用当地人员和当地成分要求。这些限制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约束，使发展中国家成员作了相应调整，大大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目前仍存在的经营限制主要集中在外资公司经营业务方面的限制。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允许外资金融公司经营东道国本币业务。
4、 授权和汇报。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趋向于用简单的登记程序来取代原来的对外资禁入的审批要求，当然，对于外资进入某些特定的具有战略地位的服务产业，如银行与金融业、航空运输、广播及电讯业或者通过兼并或收购〈M&A〉方式进入，各国都有一定的审批要求。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程度的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的审批制度，如对进入特定服务行业或参与某些经营活动，投资额超过一定数量须经外资主管部门审批。
三 结论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90年代以来，全球投资政策自由化是大势所趋，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表现为消除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消除限制或歧视性待遇的进程，另一方面表现为与服务业直接投资者都有关的制度的建立，亦即外国直接投资法规、政策的国际协调，规范，所以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或是事实上作为其条件的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出台。
注释
[1]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解释，所谓外资[自由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减轻或者消除所谓的市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的影响，造成市场扭曲的原因可能是外资法中专门针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措施（例如外资进入及经营观念方面的障碍，也可能是外资法中有关给与或不给与外国投资者某种优惠措施及补贴。的规定），（2）提高给与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例如给与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公平公正待遇（3），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的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营（例如制订竞争规则，信息披露规则）（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世界投资报告》）
[2] 陈安：《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3] 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4] 海德：《国际法》，第650页以下。哈克任斯：《国际法汇编》转引自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5] 参阅杨鹏慧：《世界组织法框架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投资研究》2000年10月，第44页。
[6] 陈已昕：《国际服务贸易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
[7] 张昕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8] 例如“公用事业（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各大类均有）、航空《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11类第c项）内陆运输（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11来第DEG项）电讯（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2类）国际与武器弹药（批发、小总贸易和零售）（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2类第4大类）印刷（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D类第F项）无线电和电视（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二类第D小项）投资银行、保险、商业银行（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7类第B项，原子能、石油（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1类第F项。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第4类。）
[9] Jeswald Salacuse，Foreigh Investment law and Regulation，1997）
[10] 张汉林、卢进勇：《经济增长新引擎-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新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 理查德·D·凡宁（Rechiessor.D.Vine）在梅瑞尔A.卡卡巴德（Mario.A.Kakaballse）《国际服务贸易：90年代自由化的展望》（《Internation Trade in Service： Prospects of Liberalization in the 1990s》艺术的序言中如此说道：“服务也是如此分散，难以界定和少量出口，被认为是不可贸易品），以至于他长期游离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认真研究和分析之外。随着《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生效，以及以服务贸易作为新的重要调节内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服务生产及其国际交换也越来越成为最具活力的最受世人关注的经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