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贼抓赃，捉奸捉双”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句俗语，在老百姓心中其证据作用是毋用置疑的。那么对于“捉奸捉双”的捉奸证据其法律效力倒底如何？笔者拟从法律规定与实际可能论述一下捉奸证据的法律效力。
　　捉奸证据是不是能作为认定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有第三者的铁证呢？证据的取得必须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用捉奸举证的方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捉奸这一行为在取证和举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会因此导致一些人为达个人目的，而采用造假、伪造证据进行非法取证，用以满足诉讼之需求。捉奸这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仅会伤害他人的人身权利和隐私权利，同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公序良俗。由此可见，法律一般是不提倡和采用捉奸取得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的捉奸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一方是在发现对方与他人通奸的情况后，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由公安机关出面所采集的捉奸证据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另外就是证人取得捉奸证据虽有违法行为存在，但该捉奸证据可以运用其他间接证据来与之相互进行映证，并与这些间接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锁链，则该捉奸同样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就是对方这一捉奸证据不予否认而作为自认的结果时，虽然这一捉奸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但因对方对这一事实的存在承认，而导致捉奸证据具有认定案件事实的效力。

　　捉奸证据的取证过程当中毫无疑问是会还涉及到隐私问题的。隐私其实就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干涉、侵入的个人信息、私事和个人领域，是人格权的一种。隐私在作为人格权对待时，必然就受到法律的保护。但隐私也不是都绝对的予以保护，如有配偶而与他人通奸，不仅违反社会公德，同样也伤害夫妻感情，就夫妻而言，一方如果与他人通奸是不属于隐私范畴的，因为他违背了婚姻法所确立的“相互忠实”的义务，双方都有权知道对方对自己忠实的程度，如果将与他人通奸作为隐私对待，则是鼓励通奸者的行为，通奸者也会以此作为挡箭牌来掩饰自己违反道德的行为。但不管如何捉奸取得的证据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就是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向法庭举证的责任，这也同样说明了当事人有依法调取证据的权利。当事人取证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由当事人自己去取证；二是由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去取证；三是在证据通过以上方法不能取得时，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我国法律规定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律师在行使这一权利是来源于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只有在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以后，律师才能进行调查取证，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权利本源是来自于案件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从现有的我国法律来看，律师的调查取证也存在一个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其通过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同样也不为法律所认可。这几种取证途径是基于当事人主义这一人权化的结果的要求是一致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大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解决长期以来法院的职权主义模式，只有在当事人无法取得证据时，经当事人申请或者是法院认为应当调取证据时，法院才可以进行取证。从当事人取证的举证证明效力来看，都要在法庭上进行举证和质证，这不仅不会影响证据的证明效力，反而强化证据的证明效果。当事人在取证时的合法性在这里尤其重要，因为证据所要证明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是通过证据再现当时的情景，因此，当事人在取证时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如果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就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的原貌，法律也不会认可。

　　综上，可以肯定的是对捉奸证据因其涉及到取证过程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一般来说，捉奸证据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但因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故只要不是违反公序良俗，不是在侵害另一个更大的法益情况下取得的捉奸证据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应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如出于非法目的，并且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与之相互佐证时（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证据上具有优势时，即通常法理上所说的优势证据）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客观事实的依据的。

秦都法院 王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