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国的法学家们就开始了激烈的讨论，这是缘于我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所致。由于在高科技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例如环境污染、资源严重破坏等所引发的侵权行为，这此行为由于主体特殊，因果关系复杂及证据容易灭失等原因，使案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案件的特点，环境侵权损害的后果一般具有复杂性、潜伏性、持续性、广泛性等特征。因此在解决此类案件时，适用的规则、原则亦有特殊的要求。
一、过失责任原则向无过失责任原则的过渡

19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各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业灾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副面影响。由于这种新型的侵权行为所涉及的科技含量高，往往难以证明行为人的过失，甚至有些单一的排污行为本身是合法的，很难归咎于过失。但环境损害危害面大、受害人多，如果处理不好，其后果将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为此人们提出了一些列新的理论，试图弥补过失责任原则的不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主要有以下观点：

1、过失客观化。是指以“善良管理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注意的义务作为过失判断根据的过失理论。学理上将这一理论称为“过失客观说（Objektive）”。但这一理论所称的过失已不再重视行为人的个人能力，与传统过失理论的主观过失已有很大区别，因此被日本学者誉为责任原理脱离“意思自由理论”的第一步。这种理论实际上已迈出了过失责任原则的门槛，对环境损害行为发挥了一定的救济功能。法国民法学泰斗马兹奥德则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过失是指“义务违反”所引起的不当行为，而不是指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可非难的欠缺。至于行为有无不当，义务是否违反，则以“一般人”的能力及注意义务为标准，并以外在情况作为判断依据。而英美法系国家，即以行为人是否违反或者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来判断过失的有无，而不探求行为人心理是否欠缺。德国则主张“谁创出或维持了一个危险源，谁就负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的义务，即社会安全义务。违反这一义务，即被认为有违法性存在，从而被认定为有过失”。

2、违法视为过失。所谓违法视为过失，是指环境侵权行为超过一般人的忍受限度，便认定为违法并视为过失。王利明先生认为“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行为人的违法性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违法性的合法行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行为的行为人对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因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不同，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长时间的复合累积后逐渐形成的，而其中的某个单一的排污行为或开发环境行为大多又是合法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和社会有用性，难以认定其违法性。而事实上，环境侵权行为往往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违法视为过失”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持此理论者是出于利益衡量的角度考虑的，其主张的过失与传统过失理论所强调的意思责任或预见可能性则完全脱离关系，实质与无过失责任没有什么区别。

3、过失推定论。是指对违法致人损害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失，就被推定为有过失，而令其承担民事责任。过失推定分为“一般过失推定”和“特殊过失推定”两种。一般过失推定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侵害人身、财产并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不是由他的过失所致，可以免除其民事责任。而特殊过失推定，则是指在某些特殊的侵权行为中，法律规定行为人要推翻对其过失的推定，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存在，以表明自己是无过失的，才能对损害后果不负民事责任。过失推定论是17世纪法国法霍多马（Domat）创立的，进入19世纪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危险事故和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严重，法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主张被告“只有通过证明偶然事件、不可抗力或者某种不可归责于被告的外来原因，才能对推定原则提出抗辩”。日本也通过法律规定和判例两种形式建立了过失推定制度。而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事实本身证明”的原则。若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于被告所致，而事实情况只有被告能够得知，原告无从知晓，原告仅能证明事实的发生，不能证明事实发生的原因，则认为事实本身已推定被告有过失的可能，该案可直接交由陪审员裁决。“事实本身证明”原则目的在于避免原告举证的困难，推定被告有过失。

上述三种理论，虽然维持过失责任的名分，但却突破了过失责任原则的界线，成为无过失责任的前奏。

二、无过失责任原则的引入

无过失责任原则，是在前述三种理论的发展中提出的，最早的无过失责任始于德国1938年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该法规定：“铁路公司所运输的人和物，或因转运之故对别的人或物造成损害，应负赔偿责任。容易致人损害的企业，虽企业主毫无过失，也不得以无过失作为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随后各国竟相效仿，纷纷将无过失责任原则适用于某些特殊侵权行为之中。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害事件频繁发生，使得无过失责任原则很快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领域之中。主要有以下原因：1、由于现代工业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越来越复杂，企业即使按照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也不可以完全消除使他人遭受损害的意外风险。如果坚持传统的过失责任原则，显然无法对无辜的受害人进行救济，这对于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都是十分不利的；2、在环境污染的案件中，往往涉及到极为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人难以用自己的水平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失。如果坚持过失责任原则，势必使受害人陷入不利的境地，同时也会放纵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更大的损失；3、是利益衡量民法思想的要求。在环境损害案件中，加害人大多是经营性的利益获取者，理应为其在获得利益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同时，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有利于增强排污者的责任心，起到预防环境污染的效果。

在我国，无过失责任又称为无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明确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有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所谓的法律规定是指《民法通则》第121条至127条所规定，即无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从事高空危险作业、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特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我国无过错责任与国外的无过失责任不尽相同。国外的无过失责任并不否认行为的违法性，只是在过失不明了时而推定其存在，只要行为人不予否认，赔偿责任即告成立。而我国的无过错责任理论则是建立在没有过失基础之上的，适用时无须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也无须考虑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特殊侵权损害只要存在损害事实以及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条件，就可以确立其赔偿责任”。

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之通说

现代大部分国家都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予以适用，但由于不同国家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做法不同，因此，反映在侵权行为的适用上也不尽相同。

法国是以“近邻妨害”这一概念来概括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损害的。法国判例认为，土地的利用者，为了追求正当利益而使用自己的土地，并且在使用时竭力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基本上没有任何过错，也会引起对相邻者的损害。当这种损害超过了向邻者通常应当忍受的义务时，就应当认定土地利用者的法律责任，以谋求对被害人的保护。对于一些因现代能源及新危险物质运输方式的运用引起的环境损害行为，难以用民法上的“近邻妨害”来调整，便通过特别立法的方式来对其适用无过失原则。

日本以“公害”这一概念来表述环境污染损害，而其学说上关于公害救济的无过错赔偿责任的确定，则主要是通过类推适用日本民法第717条工作物所有人（无过错）责任的规定演绎而成的。但除判例之外，日本也确立了公害救济的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1939年的《矿业法》、以及1972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也都先后规定了公害救济的无过失责任。

德国是以“干扰侵害”的概念来概括环境污染造成对他人的干扰性、妨害性危害的。其《民法典》第906条规定：“土地所有人对于瓦斯、蒸汽、臭气、煤烟、音响、振动等的侵入，以及其他来自邻地的相类似的侵入，如果该种干扰并不妨害其对土地的利用，或其妨害仅系不重大者，则不得予以禁止；如系重大的干扰，且系他土地利用人以当地通行做法利用土地而引起的，而且该干扰是他土地的利用人（即加害人）依其经营上课期待的措施所能加以防止的，土地所有人应予以容忍；如果该干扰所造成的妨害超过预期程度，土地所有人可请求他土地利用人以金钱做相当的补偿。”这一规定用以调整不动产相邻关系责任的，这种责任是一种不以土地所有人的过错为前提的无过错责任。笔者认为德国在环境侵权中，用法律方式明确给予了环境侵权加害人以一定的侵害限度，打破了无过错归责原则传统的三个抗辩事由（不可抗力、受害者人过错、第三人过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行为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加害人的行为超过一定程度，仍要进行赔偿。笔者认为，此条款明确规定了免责事由，值得我国在完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时，予以借鉴。而且德国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分类较细。如《德国水法》二十二条分两款规定了污染环境的行为责任和设备责任，两种责任均属危险责任。1991年实施的《环境责任法》规定了危险责任的过程要件，该法第一条规定，如果某些设备引起对环境的影响，而导致某人的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或财产被毁损，那么，该设备的所有人负有赔偿受害人因此所致损害的义务。该条不仅规定了环境损害、财产损害均囊括其内，从而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周全的保护。

英美普通法系各国沿袭传统的“妨害行为”的概念来表述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由于英美法系是秉承英国早期的瑞兰诉弗莱彻案确定的法则，所以法院在环境污染中对污染者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而我国在立法上是采用“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一概念来表述环境污染损害的。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24条的规定，民法通则是将环境污染视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过及时采取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3、4款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1）战争行为；（2）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3）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完全是由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对“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损害事实，不论加害人有无过错，除加害人能够举证证明环境污染损害是由不可抗力、第三人的过错责任、受害者自身责任引起的外，均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担责。

四、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之完善

我国在环境侵权领域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可以起到推动并督促污染单位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治污染，履行环保义务，强化环保观念并逐步改善人类环境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原则仍有不足之处尚有待完善。

1、删除环境污染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将环境污染侵权归为特殊侵权，确认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从《民法通则》第124条的文意来看，又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这不仅与国外有关通说、判例和立法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责任的立场或规定相反，而且与我国环境基本法及各单行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的保护。为此，笔者建议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将《民法通则》第124条改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加害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除能证明损害是由不可抗力、第三人或受害人自身的过错所为者外。”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进一步扩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能源、新材料产品不断诞生，在新能源、新材料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应该运用法律手段予以规范，笔者认为在对新能源、新材料发明和使用造成的侵权行为应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再者，我国在自然资源保护法中使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笔者认为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有相同的特点，如具有复杂性、潜伏性、持续性、广泛性等特点。所以对生态破坏侵权行为，也应适用无过错原则。

3、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原则应多元化。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没有区分该污染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是故意还是过失，就是说，只要造成污染除法律规定免责外均要承担责任。笔者认为此种规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对日本的“忍受限度论”进行参考和借鉴，并且我国已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环境污染限度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否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更加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目的。

4、引入惩罚性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美国侵权行为法整编第908条关于惩罚性赔偿所下的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且亦为嚇阻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而我国现有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以实际损害为限，不具有惩罚性。由于现实中环境侵权既有合法行为，也有故意行为。对合法行为适用无过失责任能充分发挥补偿损失的功能；但是对故意行为采取与合法行为同样的赔偿措施则有损于法律的公正。故意的环境侵权行为主观上已经具有了可非难性，客观上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法律必须要对其加以惩罚才能体现处理这类问题时与合法侵权行为的不同，同时也才能休现环境法的预防原则。因此笔者认为，为弥补无过失责任在制裁、教育、预防功能方面的不足，应当对故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5、明定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由于环境污染侵害的特殊性，受害方往往由于认知水平的限制，以及加害方生产工艺的保密性，无法举证证明加害方有过错，使得受害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国外立法、司法普遍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仍须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虽然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和法院工作负担和费用，但鉴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不易查明和认定，为了提高受害人求偿的成功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可适当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盖然性理论”、“疫因学理论”及“间接反证理论”，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

6、完善相关保险制度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无过失责任通常以保险制度为基础，并通过保险制度而实现损害分配的社会化。在国外，无过失责任从其产生开始便以保险制度为基础。保险制度的完善是无过失责任得以建立的外部条件，它是无过失责任“分担损失”的必然要求。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对此，许多国家为确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为此，我国也应建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机制，对有高度污染危险的企业，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并明确具体地规定承保范围、保险金额、责任条款和理赔程序等。此外，针对加害主体难以确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经破产或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具体做法可适当借鉴日本1973年《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的立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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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 刘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