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曾被誉为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位吒咤风云的人物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仅物质上清贫，内心更经受着痛苦的煎熬。（《法制早报》11月11日）
王克勤目前所处的困境的确令人心酸，报上披露的几个细节可见一斑：一是今年10月上旬，记者拨打了王克勤的手机，与往常不同，传来的却是电信台小姐标准的普通话？？“您所拨打的电话余额不足，无法接通”，原来王克勤的手机已因欠费而被停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八天；二是王的儿子在兰州上学，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给儿子在少年宫报了一个绘画培训班。从他家到少年宫，坐公共汽车，车费是一元，如果跑到前面一站坐车，车费是五角。为了节省五角钱，儿子每天跑一站路搭车上课。有一次实在太累，在车上睡着了，结果被拉到终点站，他没有钱再坐车，只好跑步去少年宫，进教室几分钟就下课了。
一方面，王克勤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曾有黑社会扬言出价五百万买他的人头，因此王也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找他反映情况的群众络绎不绝；而另一方面，他为民众民生中奔走，多年下来自己却落到如此穷酸窘境。光荣与困苦，理想与现实交织在这位首席记者的身上。
为什么一个敢于揭黑，愿意毕生为民请命的记者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呢？究其原因，这也许跟王克勤的信念，与他的从事报道的特殊领域有着极大的关系，揭黑也好，曝光腐败也罢，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也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费用。以2002年王克勤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为例，为调查这一黑幕，他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这意味着有半年的时间，他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报社本身要运转，每天要大量的稿件，不可能半年等一篇稿件，不发稿只维持基本工资是合情合理。而且《中国经济时报》社经费并不宽裕，“报社现在很难保障我的出差经费，这点让我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也就很难为王克勤用半年的时间和心血写出这么一篇重量级的报道，而支持高出一般报道许多倍的报酬，让其能毫无后虑地为他的信念而工作。
这难道是每个从事揭黑、为民请命的记者的宿命吗？如果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社会、我们时代的悲哀。歌功颂德的新闻我们看的太多，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敢于揭露丑恶、激污荡浊、为民请命的记者，我们的读者更喜欢读这样能为我们时代呐喊，用阳光来清洁世界的报道和文章。那么，如同王克勤这样的一位记者，他就不仅应当享有崇高的荣誉，也应当在物质上有确实的保障，让其能毫无后虑、义无反顾地为信念而工作。
其实，王克勤本不该有如此窘境。你想想，当年他揭开兰州证券黑幕盖子的报道面世、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的报道出台，引起了多少读者的反响，又有多少媒体转载其报道，如果每个转载媒体都向其支付报酬，我不敢说他现在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但至少应该衣食无忧。这种报酬的支付是最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学上投入与收入对等的原理，你一篇报道花费了一天的功夫，就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受众也就有限，你的收入也就有限，而我一篇花费了半年时间、投入大量精力所作的深度报道，其他媒体也竞相转载，读者面也广泛的多，我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转载的稿费，因为这是我所付出劳动而应当多得到的报酬。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并不为我们的法律所认可，“时事新闻”并不受《著作权法》所保护，而所谓“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依这个定义，王克勤写的那些揭黑的深度报道，也是“单纯事实消息”，并没有作者的主观创造，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笔者认为，《著作权法》要促进新闻的传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不保护“时事新闻”的目的没错，可是不是该区分不同的情形，比如对那种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在公众场合都能为人知晓的消息的报道，对其转载可以不支付稿酬，但这种需要长时间深入去揭露出来的不为人所知消息的报道，对其转载就应该支付稿酬。否则，投入与收入不成正比，就没有记者会愿意从事这样的深度报道，或者是投机取巧、泛泛而谈，最终损害的仍是公众的知情权。
然而，以中国媒体的现在的恶劣惯例，不要说“时事新闻”，就是明确受到《著作权法》的作品，对其转载也极少支付稿酬。相当多的媒体对于作品的转载，原则上不支付稿酬、支付稿酬为例外，只有在作者多次追问下，才并不情愿地支付稿酬。这就不难理解文摘报刊为什么如此盛行，一方面他们少了支付稿酬的费用，另一方面他们能选到人家的最好文章以吸引读者。
因而，笔者认为，要让王克勤这样揭黑、为民请命的记者不再陷入如此窘境，一方面，我们要设立类似见义勇为基金会之类的为记者提供物质保障的组织，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王克勤们；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要尽快制订保护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深度报道的著作权的规定，而我们的媒体也要确实履行支付转载稿酬的责任，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记者揭黑、反腐败等正义斗争。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