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等国际慈善人士认捐身后财产，这是慈善界的一件大事。人们纷纷赞扬这样的义举，这样的义举当然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帮扶弱者的正义，体现于慈善义举中。但是，作为严苛的批评者，我认为他们该捐，因为社会因此而得到的，也许并不比社会先前付出的更多――这是站在批评现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立场上的观点。自从瓦特发现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以及继发现代科技革命以来，人类自以为是地认为取得了社会发展成就，而事实可能刚刚相反，即现代社会加速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程度，导致人类提前走入末途。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认为人类因贪婪基因导致其200年内灭亡，这完全可能。也许，比200年更早。

　　在人类没有彻底反思其荒谬开发行为的令人绝望的现代，慈善机制也是缓解当时代人类痛苦的一种社会机制，这就如同一群浩浩荡荡的匪徒队伍中有人要饿死了，发财的匪徒愿意施于粮食，这终归慈悲在末世中的示现，展现了动物世界中同类怜惜同类的美德。

　　在国际化的资本操作野心之下，慈善机制解决不了人类的前途问题，从大自然中野蛮掠夺酿造的现代财富，其内部的再分配，改变不了现代财富系属人类血腥自残成果的性质。慈善机制如果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去考量，仅仅从人类内部关系上去考量，慈善机制的社会意义虽大于零，也近似于零。人类关怀自身而不关怀大自然，人类无法实现对自身可靠的关怀。

　　滑稽的是，在人类漠视自身前途从事大开发的年代，仅仅存在微弱社会意义的慈善机制也很难在中国建构。据说比尔·盖茨邀请部份中国富翁谈身后认捐被拒，部份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富人缺乏爱心，或者因为慈善机制立法式微，无法从法律意义上澄清慈善捐助的法律关系。但是我认为，中国即便对慈善机制开展立法，也无法成功建构慈善机制。这是为何？

　　慈善机制在于实现有效的捐助，体现“捐助理性”――即把财富流入可靠的捐助渠道，到达捐助对象。捐助理性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立法，但更依赖社会民主。在民主有待提升、法律机制不全的社会环境，捐助理性很难充分实现。在行政权力控制社会资源包括捐赠财富的不完善社会，捐助理性面临不透明操作、内幕支配、贿赂腐败等等社会机制的严峻挑战。捐助理性的实现，有赖于民主社会的公共监督和违规代价的法律支付机制，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没有有效监督，或者因监督机制发挥引发社会冲突和不稳定，捐助理性的广泛发育就会被扼制。

　　如果法律本身无法克服不透明操作、内幕支配、贿赂腐败等等社会机制，或者法律实现了对不透明操作、内幕支配、贿赂腐败等等社会机制的臣服，这种状况之下，即使颁行了慈善立法，捐助理性也是很难实现的。这就是说，捐助理性和社会民主具有共生关系，而单纯的法律建构并不缔造捐助理性和社会民主的共生关系。中国慈善机制确实无法通过建构法律实现建构。慈善机制的建构，虽然急切地呼唤慈善法制的建构，但更急切呼唤社会民主的建构。



【作者简介】
鲜江临，本名“鲜江凌”，四川人。1981年考入北大法律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已经历的法律职业依次为大学教师、政府官员、执业律师，具法学教育和研究、立法和商业性法律服务的多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