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新世纪》周刊2010年5月14日
【写作年份】2010年
【中图分类号】0


【正文】

近年来，中国社会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的刚性稳定，面临着不断加剧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的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还是走回头路？是严格遵守“依法治国”，对法治化进程中的不足抱有耐心，还是认为权大于法的人治能更迅速地解决问题？对此，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思想观念，提出了不同的判断及解决思路。这些意见也许尚未得到充分的表达，但的确到了我们必须认真思索的时候了。

在我看来，矛盾和冲突是社会的常态，现代化进程中一定程度的动荡也在所难免，关键是要找到解决矛盾的制度途径，避免社会持续动荡甚至恶化。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其一，宪法的真正落实，有助于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何避免公权力过强、侵犯公民私权能力过大？即使先不谈公民权利让渡、有限政府、权力制衡等概念，我国宪法也正视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果从成文制度层面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许多“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规定，只是实践中桎梏太多，人大代表与选民脱节，有流于形式之嫌。公民的宪法权利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不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都不落后。问题在于通过法律条例、实施细则、操作办法、红头文件等的层层解释，加上有法不依，宪法权利被不同程度地稀释甚至消解了。社会矛盾难以解决，因为没有制度性的最后裁决机构和权利救济渠道？当然不，宪法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力制衡”，防止行政权的独大。问题在于，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其二，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事很多。具体说，首先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自由竞选和专职代表、专门经费等，使人大代表能真正反映民意；允许公民的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给民意表达另一种渠道；通过人和物脱离地方政权、司法人员流动的回避制、加强审判权力的中央化和垂直管理化等，将国家司法与地方政权分离开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其次，还应按照宪法精神和原则清理现有法律和法规，修改废除拆迁条例、劳教制度等违宪、违反上位法的“恶法”，将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如设立宪法法院，让每个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诉讼；如建立民间的违宪审查委员会，使其有权向人大法制委员会提出违宪审查案等。让宪法这个根本大法，不但“看得见”，更要“摸得着”。

其三，宪法再不落实，就可能造成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回顾历史，初有国家时并无宪法。但宪法的出现，使得国家统治者无须再靠神话、暴力或血缘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而是来自于人定的规则，即人们为了一国之内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和互相承诺。统治的合“法”性，从合乎“天理”、“自然法”等，变成合乎宪法这一直接而明了的标准。宪法不但决定了国家运转的基本规则，也要求其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转，所有公民可以用实际感受来和宪法规定相对比。我国宪法是由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制定，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如果宪法长期被架空，就说明对宪法实施负有责任者，要么是主观上违背了对人民的承诺，要么是客观上有所失职。无论何因，都会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所幸的是，尽管社会矛盾和冲突日渐高发，绝大部分人还是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避免社会最终通过暴力革命重新洗牌，全民族再次陷入灾难。历史又一次将选择的机会放到了我们面前，而在我看来，以最大的努力促成宪法的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目前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于建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