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由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宣告的原则。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因制定在先，未按此原则设计制度，也成为拆迁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被俗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这个问题上，依宪而为，明确了政府征收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　　在新条例起草制定和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哪些建设项目属于公共利益，哪些不属于公共利益，一直存在争议，甚至是否必须以列举方式规定公共利益事项，也有不同观点。最终出台的文本依然采取了列举规定模式，而且取消了一些最初提出的公共利益事由，增加了始终未提及的“外交的需要”等，可见，“非公益不征收”原则并非可有可无。结合新条例相关规定，对“公共利益”要求应该有着以下延伸的具体含义。
　　第一，不在公益列举情形中的建设活动，不得适用政府征收程序。
　　新条例第8条列举的公共利益情形，在不少人眼中是较为宽泛的。但是，无论如何，其可以排除明显的、纯粹的商业利益建设，例如，建设豪华别墅群或高档住宅等。
　　第二，并非属于公益列举情形的建设活动，就一定适用政府征收程序。
　　这就是说，即便建设活动属于第8条所列情形，政府作出征收决定，还应当满足“确需征收房屋”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理解为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体现。
　　换言之，如果可以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完成购买的，或者可以通过征收以外的其他途径获得建设用地的，或者征收房屋造成的损害或成本大于建设收益的，就不应该进行征收。
　　第三，属于公益列举情形的建设活动，还应达到“符合规划”的要求。
　　新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第2款规定：“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过科学论证。”
　　这意味着，“符合规划”也是公共利益要求的应有之义。理论上，规划既然是在民主参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完成的，规划本身就体现出公众或大多数公众的意愿。而需要以征收为前提的建设活动，当然应该符合既定的规划，以实现规划作为公共意志产物对政府征收决定的制约。
　　第四，建设活动是否满足公益要求，应当经过充分的公共议论程序。
　　实践中，某个具体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否符合“确需征收”的条件，是否符合当前的规划，政府与房屋所有权人完全可能会存在不同意见。
　　因此，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新条例为此设计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公共议论程序：
　　一是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这是针对两个特定情形下的建设活动，设置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公共议论平台。
　　二是政府征收补偿方案应该公开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情况进行修改。在旧城区改建中，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合法的，政府还应当组织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这些过程，显然也贯穿了对征收活动是否符合上述要求，进行的公开讨论。
　　三是被征收人对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认为征收决定不符合公益建设需要，完全可能成为其不服的原因。这就意味着，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在立法层面上的设计，新条例不见得尽善尽美，但是，目前的条款已经比较充分地体现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协调发展的平衡原则。关键还在于实施层面，即政府在作出征收决定之前，是否真正领会新条例的精神，认真对待“非公益不征收”的原则，将公共利益要求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