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罗奇代尔原则”（the Rochdale Principle）以来，按交易额（量）进行分配的原则成为合作社的一个经典原则，成为合作社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社及合作社立法所吸纳。如丹麦农民合作社收入在扣除经营成本后的年终利润，在通常情况下预留15％的资本后，其余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量）进行分配。{6}164西班牙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在分配前要留足备用金和按法律规定比例提取的培训金，之后再按社员提供给合作社的农产品数量、等级等进行分配，使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向劳动倾斜。{7}77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法》第72条规定，入股的组合，必须在弥补亏损，并扣除法定的准备金和滚存金之后，按照组合员利用人股组合业务的数量比例和按照已缴纳股金的数额分配。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盈余，除弥补损失及支付社股年息外，按规定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酬劳金后的剩余，以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额（量）的多寡按比例进行分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第1项规定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
以上做法及立法规定说明，按交易额（量）分配盈余的方式，符合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的特点，并使之与营利性企业区别开来，成为合作社经久不衰的一项原则。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有一些合作社采取了按交易额（量）返还盈余的做法。作为笔者调研对象的河北省涉县王金庄花椒专业合作社（按盈余的30％二次返还给社员）、吉林省梨树县夏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年终盈利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必要的资金用于本社事业的发展后，主要按社员与本社业务量向社员返还）、山东省莱阳河洛镇奶牛合作社（在提取10％公积金、10％公益金以及按股份息后，剩余部分按交易额（量）向社员返还）等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但从更大范围来看，按交易额（量）返还盈余没有成为合作社的一项普遍做法。据农业部提供的资料，江苏、四川、贵州省的合作社中，进行盈余返还的比例分别为9％、6．18％和2．87％。{8}笔者在调研中获知的情况也是如此，2006年10月调研的北京市大兴区八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只有一家合作社即圣泽林梨产销合作社采取了交易额（量）二次返还的做法。
之所以采用按交易额（量）返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前期投入成本较多，没有太多的盈余可供返还；其次，按交易额返需要一定的周期，社员将产品卖给合作社后不能马上见到收益，他们更愿意进行直接的现金交易，交售农产品的同时就获得全部收益。因此，他们更喜欢与合作社交易时获得价格上的优惠；再者，许多社员缺乏资金，他们更需要尽快拿到货款进行再生产。有的合作社如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西甜瓜产销合作社采用的方法是“即兑即返”，即按一定的价格收购农户手中的产品，卖完后一起将货款返还给农户，这样农户很快就能看到收益，因此更愿意与合作社进行交易；最后，农民对合作社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调研中我们也了解到，许多农户对对合作社不够了解，对是否加入合作社持观望态度。因此，对合作社而言，与其按交易额返还盈余，不如交易时给足价格优惠更能吸引农户入社。事实上，许多合作社的确给予社员优惠的价格。笔者调研的北京市大兴区的八家合作社中，几乎都给予了社员以价格优惠。如大兴区北藏村西甜瓜产销协会以高出市场价格20％—30％收购农户种植的甜瓜；圣泽林梨产销合作社对社员交售的梨，以高于市场价10—30％来收购；庞各庄甘薯协会以0．05元/棵的价格向社员出售甘薯种苗，而向非社员出售价格为0．2元/棵。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的分配原则，从长远来看，这一定要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方式。但从实践来看，其得到农户的广泛认可以及实际落实，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二）资本报酬有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互利组织，同时又作为一类经济实体参与市场交易，资本当然是很重要并且不可缺少的要素。尽管通常认为“合作社是人的结合，而不是资本的结合”，但此语的含义在于强调合作社的主旨不是为结合资本以谋求利润，而是为社员提供最大服务，但为社员提供服务需要相应的资本基础。同时现代合作社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为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不得不进行长期投资，以新的技术和设备来武装合作社，壮大规模，增强实力，这需要足够的资本投入。而合作社非营利性的特点和按交易额返还盈余的分配方式使其没有太多的积累用于发展，这使得合作社对资本投入的需求越来越旺。
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合作社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问题，西方国家把股份制引入了合作社，用来为合作社筹集资本，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与非股份合作社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发行股票，而后者不发行股票。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合作社资金紧张的问题。美国的股份合作社借用了股份公司“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概念，把传统合作社的“社员股金”（“身份股”或“入社费”）叫做普通股，只出售给符合合作社社员条件的人，并且每人只能购买一股。把合作社需要的“资本股金”叫做优先股，除部分出售给社员以外，多数售给与合作社有业务往来的个人、企业等。持有此种股票的人不是合作社的正式社员（亦被称为“准社员”），他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在年终取得红利的权利。{9}30北美“新一代合作社”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新一代合作社”通常把发起资本的30％—50％作为社员权益，非社员必须出资才能成为社员，其余部分通过负债或发行优先股来筹集。优先股在社区公开发行，既可以对个人也可以对团体。优先股股东没有投票权，其股息固定或受限制。{10}芬兰1989年通过的《合作社法》，允许合作社向非社员发行股票。1991年，三个屠宰和肉类加工合作社组建了Atria公司，发行了K—1、K—2两种股票，其中K—1类股票占股份总数的20％，可以自由上市，主要由外部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K—2类股票占股份总数的80％，只能在三个合作社内部交易，以保持合作社对公司的控股地位。{6}46
尽管现代合作社为融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股份制做法，但这并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性质。而阻止合作社异化为股份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则之一是资本报酬有限。如美国《卡帕·沃尔斯坦德法》规定，在合作社中，对股金支付利率最高不能超过8％或各州规定的最高利率。实际上，许多合作社的股金年利率限制在2％、4％或6％，有些合作社则完全取消了红利。{11}427加拿大的《合作社法》要求“任何社员的红利”、“社员提供合作社要求的资金，按资本返还利润”，都“不得超过章程中规定的最大比例”。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规定，社股年息，不得超过一分，无盈余时，不得发息。瑞典的欧代尔（Odal）[4]合作社对其非营利性业务，股金分红率限制为一般不超过股额的7％，利润用于股金分红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用于根据交易额返还的资金总额的一半。{12}
合作社采取资本报酬有限原则，是因为合作社的资本只是实现合作目的的手段。合作社的目的在于以合理优惠的价格为社员提供服务。作为劳动者的社员是利用资本进行劳动而不是为资本所有者工作，也就是说在合作社中是劳动支配资本，而非资本支配劳动。正如国际合作社联盟在《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声明》的详细说明中所指出的，“股金在合作社中是仆人，而不是主人”。{13}65合作社的盈余由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并直接产生于与合作社的交易，故应由劳动者享有。资本只有权获得利息，不能于此之外再获取利润。而“股本如付利息，其利率应当严格限制。对股本支付利息的最高限额只能达到对借贷资本支付的市场利率。”{14}371国际合作社联盟的要求是最好只支付较低的利息甚至不支付利息。英国的Hall教授指出：“社股利息是社员将自己当作股东而付给自己的钱，所以除非他们对社外人的一切债务已经完全履行，而合作社的经济地位尚能支付股息时，则不论从法律上或道德上说，都不应有这项支付。”{15}332
由于现代农业合作社更侧重于追求农产品附加值的生产经营，因而所需投资呈现大幅增长趋势。比如在美国，1998年农业合作社统计资料显示，1989年全国合作社社员人均股金为3217美元，到1998年已上涨到5952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约7％。{16}合作社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对资本报酬限制原则提出了挑战。有的国家开始对这一原则采取更为灵活的理解和处理。比如瑞典的欧代尔合作社，为扩大经营规模，将其经营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非营利性业务，包括粮食收购、加工、出口和饲料、化肥供应等。这部分经营对象以社员为主，并对用于这部分业务的股金，实行资本报酬限制原则，股金分红率一般不超过7％。另一部分是营利性业务，包括农业机械和燃料销售，经营对象不限于合作社社员，并给投入这部分业务的额外股金以较高报酬。{6}17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规定了可分配盈余的分配规则：（1）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2）按前项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这种方式没有直接对资本报酬做出限制，但规定了股金红利的分配在按交易额（量）返还之后按社员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也就是说确立了按交易额（量）返还盈余优先的原则，并通过确定按交易额（量）返还总额（可分配盈余的60％）的方法限定了资本报酬，社员股金只能在可分配盈余的40％的范围内按帐户金额比例获得分红。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鼓励社员与合作社进行交易，体现了合作社的根本特征，也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则。但同时也需要指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的分配方式有些单一，不利于吸引更多投资。因为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资本缺乏几乎是一个普遍问题，只是通过交纳“身份股”和有限的政府资助无法满足合作社的资本需求。为方便合作社融资，不妨考虑向有志于合作社事业的个人和团体发行优先股。优先股持有者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与合作社没有直接交易，因此无法按交易额（量）得到盈余返还，但他们的参与却缓解了合作社资本短缺的问题，因此应给予他们一定的资本报酬。同时为防止他们的大资本控制合作社，他们又不能得到表决权或可以得到有限的表决权；为防止合作社异化为股份公司，他们的资本报酬（即股息）应限定合适的利率。但他们应在按交易额返还之前得到股息。另外，实践中也有优先支付身份股股息的做法，如山东省莱阳市河洛镇奶牛合作社对于可分配盈余，在向社员身份股支付股息后，再按交易额（量）返还，并规定股息一般不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所以，对于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法律可以提供多种方式，以有利于合作社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三、合作社公共积累的分配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一段时间后，有必要从盈余中提取一定积累基金（公积金、公益金等），形成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对于公共积累的提取，理论上几乎没有争议，但对这部分公共积累是否可以分割一直以来却在理论上争论不休。
（一）关于合作社公共积累应否分割的争论
根据著名合作社专家彼得·姚的观点，合作社公共积累之所以不可分割，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如果允许现在的合作社社员分割前辈创造的合作社积累，他们就有动机要求对合作社进行清算；如果合作社公共积累是可以分割的，那么在“开放的社员资格”之原则下，人们就会为行使特定的投票权而加入合作社，即为获得合作社积累而要求对合作社进行清算，但这些积累并非由他们所创造（而是由其前辈所创造——笔者注）。其次，如果合作社公共积累是可以分割的，就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从生产者合作社退休的社员如果会因此而得到一笔合作社积累的财产，他们将会故意投票使合作社进入清算。再者，从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看，法律可以要求特定形式的收入记入合作社积累，而对这些收入，社员不应要求分割。如合作社与非社员交易而获得的盈余、合作社拥有或经营特定项目而创造的盈余，对于这些盈余，合作社社员并未基于投资或劳动而做出主要贡献。除此之外，在不负有限责任的合作社中，留有一大笔积累资金还有特别的价值：用于清偿合作社的对外债务而不必用社员自己的财产进行偿还。正因如此，这样的合作社常常被要求将盈余的大部分留做合作社积累。{17}127—128，227—228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合作社留有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如瑞典学者尼尔森指出，公共积累不可分割原则，使得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越多，不可分割的集体资产比重越大，脱离社员控制和监督的财产就越多，合作社与社员的距离也越大，社员不再关心合作社的发展。{6}181—182事实上，随着外部竞争压力的增强以及合作社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有些国家放宽了关于公共积累不可分割的限制，如丹麦的有些合作社，开始把未分配利润划入社员的个人帐户，社员可以在7年以后，或在退休时提取。{6}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