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存在很多投资人为了规避国家法律法规或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用隐名方式进行投资，由于我国《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出资进行规范，导致纠纷较多却没有法律依据可循。对公司中隐名出资人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应当肯定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并完善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关键词：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法律地位

　　1隐名出资人的法律特征
　　(1)投资主体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对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通常采用二元标准来判断，即要有实质要件，如股东出资，也要有形式要件，如公司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明确的记载。只有同时符合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我们一般才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却只符合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也只符合形式要件，出现了其投资主体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有关股东资格认定、出资瑕疵、股权转让等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的复杂性。
　　(2)出资标的具有特殊性。隐名出资人出资的标的主要为货币或者不以登记为产权转移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等，隐名出资人之所以采用隐名方式，就是不想暴露其真实身份，若隐名出资人以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等出资，则必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这样就与隐名投资人采取隐名投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以登记产权转移为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技术就不能进行出资。
　　(3)隐名出资人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由于我国目前对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还实行严格的准人制度，所以很多外商投资者便采用了隐名出资的形式用来规避法律，达成投资的目的。
　　2隐名出资人引起的法律问题
　　隐名出资人是或出于规避法律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目的，或出于投资行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而采取的投资策略。由于政策导向、立法宗旨有所不同，制度设计及立法技术存在区别，各国立法对于隐名股东法律地位的态度也各异。在英美等国，由于信托制度非常发达，股权信托的情形非常普遍，通过股权信托的方式建立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关系是为法律所认可的。有的国家如韩国，法律规定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是共权共责的，实际上承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既没肯定其合法性，亦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在公司法上不具有任何权利，一般不承认其股东资格，对隐名出资人的保护仅以其和显名股东之间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合同关系加以保护。
　　关于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理论和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质说”，即认为隐名出资人应认定为股东，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应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依照这种观点，实际出资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依据。另一种是“形式说”，即以显名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并否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其理论依据在于公司法上的行为是团体性行为，坚持外观主义更符合商业交易外观公示的需要，更有利于维护公司治理的以及对外关系的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对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中应当区别对内对外关系而适用不同的规则。
　　其一，在对内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二者之间一般存在事先约定，不管是否订立书面合同，一般应认定构成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双方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内部，这种契约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属善意，就应该确认该契约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如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问或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则应尊重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此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彼此之间的纠纷按照股东关系或股东与公司关系来处理。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予认定，应遵循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赋予公司股东登记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显名股东以股东资格，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如果公司债权人诉请出资不足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应根据公司登记记载为准来认定显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由其来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显名股东在清偿后可获得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有使隐名出资者规避法律之嫌。此种情况，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以来更好的保护善意第三人，防止隐名出资人规避法律。
　　3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1)在与公司的关系中，一方面，股东权利的享有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也就是说盈余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作为隐名出资人一般是不能享有的，因为若法律确认此种情形下投资人具有股东身份，就等于是为其规避法律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规避法律行为合法化。这种情形下隐名出资人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当然就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利。但隐名出资人毕竟进行的是一种投资行为，隐名出资人虽然没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但其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公司收益的回报，隐名出资人可以依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投资合同来控制显名股东从而间接行使股东权利。另一方面，股东责任的承担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但毕竟收益归隐名出资人，故在对公司的责任上，应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防止隐名出资人抽逃资金或作出有害于公司的其他行为。
　　(2)在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应认定为合伙关系。虽然隐名出资人往往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合伙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所以隐名出资人即便不具体经营合伙事务，但只要符合对公司出资的前提，就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那么双方对合伙债务就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一起对公司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我国确立隐名股东制度是可行且必要的首先，确立隐名股东制度是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应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隐名股东形式在公司运作和现实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这一客观存在需要法律进行调整，法律应及时予以明确，并加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和调节；其次，隐名股东制度符合合同自由和当事意思自治的法制原则；再次，隐名股东制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更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缓解生产者、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隐名股东制度予以确认，使审判实务中处理相关问题有法可依，在时机成熟时再修改《公司法》，予以正式立法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