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完善、优化我国经济立法的理论建议
　　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我国特色的立法体系是我国经济立法改革的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尽管我国经济立法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但由于长期受制于计划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要求和立法方向、立法策略等方面的影响，经济立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比较严重，未能形成一个基本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立法体系，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很多已有的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废止。因此，借助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争取在未来10多年内，形成适应国际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立法体系，这既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法治进程的根本要求。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经济立法，拟采取以下立法举措：
　　（一）要根据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依法治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经济立法的力度
　　具体讲，在政治方面要围绕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企分开和机构精简，落实《公务员法》，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惩治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进行经济行政立法，形成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体系；在经济方面，要根据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围绕市场经济急需的规范市场主体地位、市场组织形式、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市场要素优化配置、市场交易规则以及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经济立法，形成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体系。
　　（二）突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优良的法治环境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一些新的技术领域的出现，给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新的课题、变化和发展，必须及时加予研究和应对。如生物技术、基因工程、计算机软件、网络域名、半导体芯片等等。我国入世中所进行的多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复杂形势和尖锐交锋，就充分证明了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随着关税壁垒的逐步削减乃至取消，知识产权制度将成为今后各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发展经济的“尚方宝剑”。1世界贸易组织已把知识产权列为世界贸易的三大支柱之一，并制定了要定期达到国际保护标准。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趋势看，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力度相对提高。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运用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振兴、发展、扶植我国民族工业，才能真正赢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并在世界融为一个的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继续加强科学技术方面的立法力度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想经济更快地、持续地增长，就必然加快科技的开发和利用，加大科技的扩散和应用速度。要做到这一点，国家也就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科技制度来保证新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为了适应发展知识经济的需要，必须在我国目前科技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项科技法律、法规，形成科学、严密、统一的科技法律体系。用更加完善的现场科技法律制度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并且更有效地运用科技制度，促进科技成果的生产、应用和传播。这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法律、法学界的重要任务。因此，在加强科技法制制度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同时又要与国际上高标准的科技保护接轨，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科技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补充，以适应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此外，对科学技术的保护，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司法和行政保护并行的制度。由于行政执法程序简便，查处速度快，办案效率高，对维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公众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项科技法律、法规对科技管理机关调处科技权纠纷的执法地位、执法力度、执法手段等方面规定较弱，影响了管理机关职能的发挥。所以要考虑强化这方面的规定，使我国科技保护水平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作为执法部门的行政和司法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各尽所能，各司其责，贯彻和执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科技法律制度，依法查处一切破坏正常科技文化活动的行为，维护科技、文化的正常秩序，从而促进发明创造，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在经济立法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强调经济立法的适用性
　　我国的经济立法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根据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要求，围绕科技市场管理、教育体制改革、文化市场管理、医疗管理体制改革、医药市场规范化、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等方面进行经济执法，形成教、科、文、卫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体系。围绕社会生活和经济管理和各项工作进行经济立法，形成社会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经济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在我国的经济立法中立足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立法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特有问题为立法目标，针对全国和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的问题进行经济立法。立法时分清轻重缓急，凡是需要由国家统一立法的必须由国家进行统一立法，地方不能越位。反之，国家立法不能解决或不宜解决的问题，而通过地方立法能解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均应进行地方立法。而不单纯为了立法的数量和所谓地方立法的系统性、完善性，简单地重复、照搬国家和兄弟省、自治区的立法内容。在强调地方立法应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还必须防止借体现地方特色为名，行地方保护之实。不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一定要坚持法治的统一原则。既要敢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积极立法，大胆创制一些新的规定，又要注意慎重立法，严守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克服大一统式的高度集权和地方保护主义或本位主义，使我国经济立法沿着健康轨道发展，以发挥中央与地方立法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法治重要作用。
　　（五）在我国经济立法的技术应用中，还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经济立法与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目前我国经济立法的实际情况看，要处理好这一关系，就必须注意“超前立法”与“同步立法”的统一问题。通常有超前立法、同步立法、滞后立法三种情况。所谓超前立法，是指立法机关超越某一新生事物的发展进程，根据该事物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进行立法工作，用于引导、保障和促进新生事物的发展。其本质是改革决策的法律化，目的是设立既定模式，调节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所谓同步立法，是相对于超前立法而言的，它是指从现实出发，以取得一定经验作为立法的基本，把现实的某些经验或做法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规范人们的各项活动。同步立法即具有超前立法的特征，又具有滞后的性质，是最为典型、最为直接地反映经济立法工作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所谓滞后立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已经成熟，而立法相对滞后，表现为先改后立的特点。可见，滞后立法产生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验的积累。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法治建设中，根据各类法规、规章的不同情况，分别采用上述三种不同的立法方式，对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尽可能以先立法后行动加予引导；而把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做法以立法固定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要正确处理当地立法与上位阶立法的关系。这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从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讲，要处理好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与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地方立法中，要处理好省、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与省会市和较大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之间的关系；三是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说，要处理好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关系。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们之间的效力关系，下位阶不得与上位阶法相抵触。二是不得制定与上位阶立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不一致或相反的规定；三是地方不得超越国家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和范围进行立法。可见，地方立法与上位阶立法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立法关系，它的构建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目标为主导标准，而非地方立法权扩大的量化为唯一尺度。
　　再次，要注意处理好经济立法内部的关系。经济立法的主体是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由于主体不同，其立法权限、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也有较大差异。为了维护我国立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必须正确把握经济立法的内部关系，实现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立法，经济法律、法规与政府规章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统一。从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的统一看，主要是正确划分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及其调整范围，使两个立法主体在坚持法治统一的原则下，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调整范围，和谐有序地进行经济立法活动。目前，有关经济立法机关的权限，只在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中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致使经济立法实际工作中难以划清，加之各级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职权，不论在法律的规定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许多重复交叉之处，难以正确区分和掌握。这些问题必须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加以解决。另外，从经济法律、法规与政府规章之间及其各自在内部的统一看，主要地要正确区分经济法律与政府规章之间的效力等级；省地地方性法规和省会市、较大市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效力等级；省级政府规章和市级政府规章之间的效力等级等。在坚持下一效力等级立法不得与上一效力等级相抵触的前提下，使我国经济立法内部关系协调一致。只有明确以上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自觉地、正确地处理它们的关系，避免经济立法及其各自内部之间互相冲突的现象，使经济立法在各自的轨道上不断发展，真正起到引导、保障、促进和服务于我国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紫火亘：《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经济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3] 杨紫火亘主编：《经济法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与思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版。
　　[5]《法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法学》2005年第5期，上海法学月刊社。
　　[6] 吕忠梅、鄢斌：《面向WTO发展中国经济法》，中法网学术精品栏，导入网址：
　
　　[7] [美]大卫·D·弗里德曼著，杨欣欣译：《经济学语境下的经律规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中央和中央部委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3月版。
　　1杨紫火亘：《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1 李占荣、韩灵丽、苟军年等著：《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反思整合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第301页。
　　2 程信和：《论经济法在中国的创新》，中法网学术精品栏
　　3 周显志：《关于降低立法成本与提高经济立法质量的思考》，来源于经济法网
　　1 这些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后，既有法律依据，又有执行措施，成为长期无法根治的社会顽症；也正是由于这些“恶法”的存在，使民众对法律法规和信任感大大降低，造成违法与守法的困惑。
　　1 据某些权威部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目前已接近80％，而我国不到30％。又如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50％，而我国只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