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设立同居权利义务的意义
　　《婚姻法》虽从夫妻双方婚后的姓名权和参加社会活动、生产、工作、学习的自由以及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等三个方面加以了规范，但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立法仍过于笼统、粗略。《建议稿》在夫妻人身权方面增设了夫妻互享、互负同居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其意义在于：
　　1.使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清晰、明了。摒弃现行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代之以具体、细密的法律规范模式，是我国将来立法的选择。顺应这种趋势，《建议稿》应将有关规范设计得更加详尽、充实。我们并非要求法律包罗万象，但同居涉及夫妻婚后共同生活问题，是社会对结为夫妻的男女双方的基本要求，立法必须加以明确、具体规范。并且，明确的立法也可以使当事人知晓自己婚后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自觉规范其行为。
　　2.有利于与其他法律制度协调。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3年，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建议稿》也规定，夫妻双方缺乏感情，分居已满3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视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时，准予离婚。既然分居已满3年是准予夫妻离婚的原因之一，那么，何谓分居，便成为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弄清何谓分居，首先必须解决同居的内涵问题，否则该问题的链条将会出现脱节的现象。就法律规范而言，欠缺同居权利义务的规定而仅规定分居问题，是十分突然而难以理解的，更不易实际操作，将两者均加以明确规定，才能保证法律制度的和谐、统一。
　　3.有利于与刑法的有关规范协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及有关的刑法理论，强奸罪的主体是已满14周岁、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通常是男子，其中直接正犯只能是男子。丈夫通常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但教唆、帮助他人强奸妻子以及误认为妻子是其他妇女而强行奸淫时，仍然构成强奸罪。（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06页。）也就是说，丈夫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其依据何在，这显然是刑法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依赖于婚姻立法的帮助。如在婚姻立法中明确规定夫妻婚后互享、互负同居的权利和义务，且同居涵盖两性结合的内容，那么刑法理论中有关丈夫一般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的缘由问题便迎刃而解。实现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协调一致，是我们在立法过程中应特别关注的问题。
　　三、关于违反同居义务的法律后果问题
　　对于违反同居义务的法律后果问题，《明律》曾有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5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3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注：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编：《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106页。）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01条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夫妻一方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同居时，他方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履行同居的义务。但基于人身关系的性质，此判决不可强制执行。（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李景禧主编：《台湾亲属和继承法》，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从各国立法及其学者们的解释来看，违反同居义务引起的法律后果主要有：
　　1.免除负担生活费用的义务。有的学者认为夫妻互相扶助为夫妻共同生活关系之本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拒绝同居之当事人，亦不能免其扶助义务。（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如一方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同居义务时，相对人应免其扶助义务。“盖此时若仍使对方负生活保障之义务，则显有背于夫妻关系之诚信原则。”（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笔者赞同史先生的观点。既然法律确立夫妻双方互负同居义务，当事人都应自觉履行。没有正当理由而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如果其权利丝毫不损，法律的威信、尊严何在？况且，一方随意离家，拒不履行同居义务，客观上将导致家庭生活的不正常，与设立同居义务的精神相背。
　　2.构成遗弃，为离婚之原因。对于拒不履行同居义务的行为，学者们解释上均认为构成遗弃，（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0页；胡长清：《中国民法·亲属法》，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98页。）对方可以此为由诉请离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52条第5款规定：夫妻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判例亦确认“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如无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拒绝与他方同居，即系民法第1052条第5款所谓恶意遗弃他方”，因而遗弃行为是指故意不尽同居和扶养义务。由于《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同居义务，因而对遗弃行为的解释与刑法一致，即亲属间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刑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主要在于情节是否恶劣；也就是说遗弃行为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如果我国将来的《婚姻家庭法》设立同居义务，那么夫妻一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同居义务的，则构成遗弃行为，对方可以此为理由，诉请离婚；并且还应将遗弃作为过错行为，另一方可要求损害赔偿。
　　四、增设分居的规范，建构完整的法律制度
　　《建议稿》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虽增设了同居权利义务的条文，但尚欠缺与之配套的分居问题的规范，实乃遗憾。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分居的内容，以使法律制度更为完整。
　　（一）分居制度的沿革
　　分居(Separation)又译作别居，亦称桌床离异(divorce from bed and board)，谓依判决或合意，免除夫妻同居义务之制度。（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该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受寺院法统治，秉承基督教的教义，将婚姻视为上帝的安排、神之撮合，因而不许离异，但事实上夫妻并非因为不许离婚而和谐。当夫妻出现矛盾而不堪同居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事实上的分居。法律对此状况不可能视而不见，确立分居制度可作为禁止离婚的补充。分居取消了夫妻间的桌床义务，实行分床分食，但未解除夫妻间的其他权利义务。宗教改革后，摈弃婚姻为“神作之合”的观念，因婚姻还俗而重新确立了离婚制度。但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仍沿袭了分居制度，将其作为亲属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一些国家仍保留分居制度，但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且存在差异。各国立法中的分居制度有以下内容：1.按程序不同，分居分为司法分居与事实分居
　　司法分居即分居须经过司法程序确定或获准。可依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起分居的诉讼请求确定，或双方达成分居协议后，请求法院确认。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50条规定：允许夫妻分居，分居可以诉讼或协议的方式进行，提出诉讼分居或请示准许分居的权利只属于配偶。第158条还规定：未经法官核准的，以配偶双方的合意达成的分居协议无效。《阿根廷民法典》第229条亦明确规定：未经司法判决，不发生人身分居或离婚。
　　事实分居是指法律允许当事人不经司法程序即可形成分居。有的国家立法未将同居作为夫妻人身权利义务而加以规定，因而法律对当事人是否同居、分居的规定相当宽松。如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夫妻有同居的权利义务，但在司法解释中将分居满3年或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1年的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推定，显然客观上是承认当事人有分居的权利，属于事实分居。有的国家立法虽明确规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但未设立分居的方式、理由等规定，法律允许夫妻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分居。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第2款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婚姻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此乃消极的分居权利。经法院确认，如拒绝同居的理由正当时，可实行分居，还可请求他方扶养等。《德国民法典》第1361条对分居期间生活费的负担、家庭用品的分配、婚姻住房的留用等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未明确设立分居制度，其第1001条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此为事实上的分居，即夫妻有正当理由时，可拒绝同居。对于正当理由，依判例及解释例，有虐待、夫纳妾、通奸等。对于此种事实上的分居，学者解释为得请求消极确认其有拒绝同居权之诉，仅有确认的效力，与分居判决不同，并无形成的效力，法院不得定期或无定期地令分居。（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