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还应不应该算“新闻”，当我们面对一家企业以天来计算的员工跳楼记录之时。是的，富士康又有员工跳楼了，距离上一起员工跳楼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三天：14日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九名坠楼的员工。

　　当今之世，关于人群非正常死亡，有两件事非常不能让人理解，一是报复社会者向天真无邪的孩童疯狂举起屠刀，二是富士康的员工接二连三选择从高楼跳下。如果不是病态的传染或者说盲目的模仿，简直无法解释暴徒报复社会的地点为何都是学校，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方式居然都是跳楼！因此，我心里真的很矛盾，虽然绝无此意，但善意的关注会否事实上也成了一种推波助澜？

　　虽然已经有专家出来解释说，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低于中国社会整体的自杀率，但如此密集的自杀事件高度集中于一家企业，仍然使富士康难逃“血汗工厂”之类的公众指责，无论其本身是否确实如此。事实上，面对员工接二连三跳楼，富士康显然也感到有些招架不住。富士康不仅已经向外界表态“检讨”，甚至都邀请僧人到企业做了法事，但企业闹的显然不是什么鬼，而是受挫于困境而又无法得到安抚的年轻的心。

　　从公平的角度说，跳出企业的范畴而将年轻员工频繁跳楼看作是一种社会病，也许要更恰当。但是，这并不应妨碍人们将富士康“九连跳”作为一个特殊标本予以专门研究，只要是在明晰企业责任与社会原因的基础之上。那种针对企业的情绪化表达也许是非理性的，但是企业显然也不可能想要从中撇清干系。这绝非什么“舆论暴力”，而是理所当然的生命追问。

　　不仅是富士康，所有的企业都有必要认真反思自己所给予员工的距离“体面劳动”尚有多远？《时代》杂志将年度人物授予“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而“勤劳坚韧”的另一种更为残酷的说法则是“廉价劳动力”。必须看到，提高劳动报酬与改善员工福利，给员工更多梦想的空间与上升的可能，这一切与“九连跳”之间并非没有关联。

　　涂尔干在《自杀论》里说“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却更愿意让员工“原子化生存”，就像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各自处在孤立疏离的状态，便于管理的同时也便于提高效率。最常被提及的现实是，企业工会制度普遍名存实亡，而官方工会组织又与工人如此疏远。我们该从何处着手，给“原子化生存”的工人们一个慰藉心灵的“集体力量”，其实这不是问题；只是企业肯定不会主动去做，而政府部门又始终毫无作为。

　　在引起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之后，富士康员工跳楼仍以天为单位向上窜升，此时再来拷问富士康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面对一家企业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频发，相关政府部门是旁观者还是介入者，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病态的传染也好，盲目的模仿也罢，也许我们都有感觉，“九连跳”大概不会是最高的记录。此刻，在那绝望的纵身一跃之前，谁来发现并且帮助尚未变成冰冷死亡数字的“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