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腐败和反腐败犹如老鼠与猫的关系，在反腐的高压之下，一些腐败现象总会变出不同的花样来，而新的腐败形式又需要新的反腐举措予以治理。例如“裸官”，就是近年来我国法治健全、反腐形势渐紧背景下生出一种腐败苗头。

　　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到出走巴黎不归的温州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等，一个个典型的“裸官”引发舆论哗然，更有“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惊诧四座，让老百姓在贪官们的“胜利大逃亡”面前惊叹无语。

　　愈演愈烈的“裸官”现象，构成了反腐治理上的新课题。于是，对“裸官”的监管也随之提上日程。

　　今年，纪检监察部门有望出台全国性管理办法监管“裸官”。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指出要“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这也是“裸官”监管第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2月23日《南方都市报》)。

　　虽然这只是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个年度工作要点，但其透露出的反腐新信息还是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也再度见证了普通民众对“裸官”现象的深恶痛觉，反映出监管“裸官”政策的民意基础。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今后长时间的反腐轨道上，这一“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贪官外逃”的通道？又能为吏治清明带来多少有实践意义的制度经验？

　　不可否认，“裸官”的出现本身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恰如专家所言，对于这种留后路的官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

　　问题是，在一个尚未从根本上对公权力形成法治化监控的环境中，谁能保证针对特定人群的“紧箍咒”不会再度沦为剪断箭杆“治”箭伤———治的还是表面呢？实践中，我们也并不缺乏监管“裸官”的地方样本，比如广东省委组织部为了防止“裸官”外逃，规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报告家属情况。而去年年底深圳更是要求“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一度被网民讥讽为“折扣式的预防腐败”。为什么此类反腐良策不仅未能立竿见影，反而招致不少责难呢？

　　我以为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举措缺乏法治化根基。有评论提出，让官员“裸”起来才是治“裸官”的最好方式，而能够让官员“裸”起来的还得依靠法治的平台。

　　“裸官”之所以能够产生，首先在于官员财产收入的畸形化。很难想像，一个只拿俸禄的官员如何能够将老婆孩子举家送往国外？

　　然而在我们的行政法治中，却缺乏足够的制度设计。

　　虽然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又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有关情况应当报告”。但是由于缺乏法治化的制度浇灌，这些底气不足的“规定”早已被弃之高阁，在生活中的官僚内幕中被消解于无形。

　　可见，监管“裸官”虽然重要，但我们更需要关注“裸官”现象背后反腐政策的法治缺憾。如果缺乏扎实的法治根基，如果不是对公权力的监督与规制已近常态化，那么即便一时的新政抑制住了某种腐败，新的腐败形式还是会层出不穷，这种反腐与腐败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猫抓老鼠”的游戏怪圈。一些过于侧重腐败新花样的政策性反腐，极易影响我们专心筑牢法治根基的注意力。

　　如果对于这种“裸官”的监管，不能为未来的法治化反腐积攒制度经验，如果只是如一阵风般随着“裸官”消逝而再转移反腐阵地，那么我们对于腐败的治理，就很难走出历史上的“黄宗羲定律”。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