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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简介： 据深圳警方介绍，2008年12月9日上午8时20分许，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手推清洁车经过深圳机场19号柜台附近（该处有个垃圾桶）时，看到行李车上的小纸皮箱无人看管，遂将小纸皮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上，并推着清洁手推车离开现场进入大厅北部值机柜台区；之后再推车至该大厅北侧距离“遗失物”现场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看到在该处搞卫生的清洁工曹万义，对曹称其捡得一个纸皮箱，要求借曹的地方放一下。 2008年12月9日9时许，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接到事主报警称：其在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办理登机和行李托运手续时，放在手推行李车上的一箱价值261万余元的黄金首饰被盗。由于警情重大，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立即组织警力赶到现场组织查找；经调取现场监控录像发现物品涉嫌被人盗取后，即立案展开侦查，并于当日将涉案嫌疑人梁丽抓获归案，缴获了大部分被盗物品。 经深圳警方侦查得知：当天上午，曹万义告诉梁丽其捡到的纸皮箱内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梁表示不相信，并从纸皮箱里拿出一部分首饰查看，又拿出一件首饰交给其同事韩英拿到候机楼内的黄金首饰店鉴定。韩经咨询一间首饰店的店员后回复梁丽，其交给韩的首饰与首饰店里所卖的黄金首饰是一样的。 当天中午1时30分，梁丽下班便将其捡到的纸皮箱带回其住处；下午4时许，曹万义找到梁丽，称机场候机楼有旅客丢失了黄金，并且失主已报警；二人均没有将得到的首饰交出；当天晚上，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侦查员分别在梁丽住处搜出（有报道称“梁主动交出”）该批黄金首饰中的13599.10克、在曹万义住处搜出其中的505.26克、在马银山住处搜出其中的314.52克，共重14418.88克，尚有136.49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梁丽现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盗窃”罪采取了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也已经批准逮捕梁丽；现检察机关认为案件尚有部分证据需要补充，将案件退回深圳警方“补充侦查”！ 各方主要观点： 案件发生后，迅速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引起强烈反响。各方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无罪论”，即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持这一观点的群体主要是“网民”和律师，本人也支持这一观点，并曾在“中国律师网”、“众问法律网”、“联合律师网”等网站发表有《清洁工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一文。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认为梁丽的行为不属于“秘密窃取”，故行为人客观方面没有实施“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第二类是“有罪论”，即认为梁丽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深圳警方、某院校的法学教授等。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坚持梁丽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有“物品继续受主人控制论”、“事后隐藏”也属于“秘密窃取论”和“告诉对象错误论”！ 第三类是“它罪论”，即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是构成它罪即“侵占罪”。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梁丽的行为不属于“秘密窃取”，故行为人客观方面没有实施“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但其没有将“拾得物”归还失主或者“充公”，故属于“侵占”。 本人的观点： 本人以为：对于本案来讲，分析当事人（行为人）梁丽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有如下几个要点应当详细分析，方能正确为梁丽的行为定性： 一、梁丽取得的物的性质问题 本人认为，明确梁丽取得的物的性质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为梁丽的行为定性的最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梁丽取得的物仍然在“物主”的控制之下即“被控制物”，则梁丽的行为有“构成‘秘密窃取’的可能”，否则则无法认定梁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简单说：如物品在主人的控制之下属于“被控制物”，则梁的行为可能是“秘密窃取”即“偷”；如物品已经脱离了物主的控制即涉案物品属于或者可以认为属于“非控制物”或阅“被遗忘、遗弃物”，则梁的行为只能是“捡”、“拾”！ 就本案而论，深圳警方在其“通报”中并没有其“认定梁丽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的关于“物品性质”即物品是否“尚在‘物主’控制之中”的证据，故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根据深圳警方通报的情况看，梁丽取得的物应当“已经脱离了‘物主’的实际控制”属于或者可以认为属于“非控制物”或阅“被遗忘、遗弃物”，故梁的行为属于“捡”、“拾”！这一点，深圳警方介绍的案情中的环节可以说明： 第一，独自一人的“物主”将价值261万元的金银首饰脱离自己的身体、放在手推 行李车上，并且将“装有巨额财产的”行李车放在“垃圾桶”旁，是一个“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故即使其实际在“悄悄地‘看着’”也不能说明物品仍然在其控制之下，故物品被梁“当作被遗忘或者被遗弃物处理”亦在清理之中也！ 第二，物品主人在物品不见后没有及时报警，而是在事发40分钟后（梁8点20分许“捡”，失主9点报案），这里面“有什么‘隐情’”我们暂且不论，但这40分钟的间隔足以说明物主当时已经不能控制物品、其很长时间才知道“261万元金银已经丢失”的事实！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应当在巨额财产丢失后会立即（几分钟内）作出反映的，而决不会等到40分钟后才报警！ 上述可以看出：本案所涉物品当时已经不在物主的控制之下，梁丽的行为属于“捡”，深圳警方以此认定梁丽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没有道理！ 二、“事后隐藏”是否属于“秘密窃取” 就深圳警方“通报”的本案的案情看，深圳警方公布的认定梁丽行为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主要是“梁丽取走了案件所涉物”、“梁丽借曹代的地方放案件所涉物”、“梁丽请人鉴定‘拾得物’”、“梁丽在得知失主报案后没有主动交出‘拾得物’”、“在梁丽住处搜出（有报道说“梁主动交出”）该批黄金首饰中的13599.10克、在曹万义住处搜出其中的505.26克、在马银山住处搜出其中的314.52克，共重14418.88克，尚有136.49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由此可以看出，深圳警方以此推断：A，“梁丽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B，梁丽在取得他人财物后将涉案物品隐匿、转移、私分、鉴定、在得知失主已经报案后没有主动交出物品等，属于客观方面实施了“秘密窃取”。 对于“梁丽是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的问题，本人不再予以评论。但是对于梁丽的“后续”行为是否属于“秘密窃取”问题，本人认为：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秘密窃取”，指的是行为人行为之初的行为状态，是指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初”时是否“秘密”，而不是指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后”的“秘密转移”或者“隐匿”。如果将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后”的“秘密转移”或者“隐匿”的行为也理解、解释为“秘密窃取”，则违背了我国《刑法》的立法原意！ 至于机场属于“特殊场合”、不存在“捡”的理论，本人认为：认为特殊场合没有“拾”、“捡”的理论，本身没有道理！“特殊场合”就不能“拾”了吗？ 三、事后告诉他人（非有关部门）是否属于“不保密” 某重点高等院校的法学教授在CCTV“法制在线栏目”就本案曾讲过：“梁丽虽然在取得他人财物后告诉过人，但是其告诉的都不是‘必须告诉的人’、应该告诉的如公安局等而没有告诉”等，因此应当认定梁丽的“后续”行为也属于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秘密窃取”、“构成盗窃罪”问题，本人认为该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第一，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初”时是否“秘密”，而不是指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后”的“秘密转移”或者“隐匿”。如果将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后”的“秘密转移”或者“隐匿”的行为也理解、解释为“秘密窃取”，则违背了我国《刑法》的立法原意！ 第二，将梁丽“向其他人透露自己‘拾得了物品’”的行为告诉他人而没有告诉有关部门，就认定梁丽在“继续秘密窃取”，本身就没有道理。因为：梁丽“向其他人透露自己‘拾得了物品’”的行为告诉他人，就已经说明梁没有“将‘拾得了物品’的事情‘当作秘密’”和“保密”！至于其是否向有关部门报告，那只是“是否有意将拾得物品交公”的问题！当然，事后告诉与不告诉他人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秘密窃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此本人已经反复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四、梁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问题 至于梁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问题，本人在《清洁工梁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一文中已经简单地介绍了本人的观点：认为梁丽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二款的规定，所谓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归还或者交回的行为。 从侵占罪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构成侵占罪的必要条件是：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从犯罪对象上看，侵占罪的犯罪的对象必须是代为管理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行为人必须有将代为管理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属额较大、拒不归还或者交还的行为，否则不构成本罪。 就本案而论，撇开主观方面和对象不论，单就行为人梁丽的行为来讲，其行为也不构成本罪，因为其没有“拒不交还或者拒不归还”的行为，其主动交还了“拾得物”！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第一，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初”时是否“秘密”，而不是指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之后”的“秘密转移”或者“隐匿”。第二，决定本案行为人行为的性质的核心问题，是涉案物品属于“被控制物”还是属于“被遗忘物或者被遗弃物”或可以被认为属于“被遗忘物或者被遗弃物”问题，这主要看涉案物品是否在失主的控制之下问题。如物品在主人的控制之下，则梁的行为可能是“秘密窃取”即“偷”；如物品已经脱离了物主的控制，则梁的行为只能是“捡”、“拾”！第三，就深圳警方公布的本案案情看，梁丽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其违背中华民族“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应当受到道义的谴责和必要的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