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已经十分懒于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了，但是得知近来网上热传的“城管秘籍”源于一个网友“桥上人家”，觉得还是有些话要说。城市管理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是一个敏感问题，过于专业的阐述无异于对牛弹琴，而为城管辩解则容易激起民愤。不管怎么说，炒作“执法秘籍”的桥上人家，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有想法的青年。

　　首先要明确的是，城市管理权是一种公物警察权。公物，是国家和政府所有的、供给普通市民使用的公共财产和公共市政设施。不深究的话，你可以把城市里一切政府投资建设的包括绿地，树木，路灯，人行道路，车行道路，以及其他附属，都作为公物。城管执行的是公物警察权，也就是说，作为首先要基于公物所有权，对公物进行保护。这种保护类似于私有财产上的物权，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公物的直接所有者是政府。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行政权力。所以，城市管理公物警察权，必定要以行政执法的面貌出现。

　　在我看来，城管有两个痼疾。一是，局部目标的设置不科学。城市管理，保护公物的整体目标具有合理性，宪法上“社会主义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现实中一些不自觉者“攀枝折花”做法，始终是矛盾的。公物警察权的任务一个是保护城市公物不受破坏、打击破坏行为，这一点还好理解，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任务就比较复杂，就是维护公物的正常利用秩序。一般来说，政府设置城市公共设施，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和排他的，比如车行道就是供车辆行驶的，你在利用车行道上盖房子，肯定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哪些利用是合理利用，哪些利用是需要许可的特别利用，哪些利用是必须禁止的利用？这两年理论界有个别研究公物硕士生研究过，我也看，可惜几乎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城管与小贩的矛盾之本质，其实就是摊贩利用马路等公共设施经营，对公物利用秩序是否有冲击的问题——完全将之归入禁止的利用，就是那么天经地义吗？可以说，合理利用，特别利用，禁止利用，这三者的边界一日不清，城管就一日没有好日子过。

　　二是，执法目标和执法手段的背离问题。作为公物警察权来说，如果作为一种完整的行政权，他应该配套完整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处罚措施，比如现场驱逐，比如对严重破坏公物者的行政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问题在于，涉及到人身权利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权，是公安机关的专属权力。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城管是不该驱逐摊贩、抓捕相对人的。城管使用暴力绝对非法，却又屡屡使用暴力，这就形成了城管千夫所指的局面。

　　正如不能因为警察刑讯逼供就彻底否定警察打击犯罪的行为，城管目前的窘境并不代表城管就理所应当的，永远的处于这么一种境地。有些有识之士表提出裁减城管职权以减少与商贩的矛盾；立法授权；或者将之干脆划归警察——从理论角度上看，这些都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惜中国的事，实际操作起来，未免难之又难了。

　　我的那篇《旧酒新瓶：公物警察权之综合执法》，东方法眼网站置顶了一星期，纯理论的，能看懂的看，看不懂的别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