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是审判专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相折衷的产物。审判专业化适应了社会职能分工不断细化的需要，要求由职业法官来承担审判任务；司法民主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需要，要求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这两者原本是相互冲突的，陪审制使它们达致了平衡。因而，发展和完善陪审制将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近日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时说，2005年全国共有45697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各类案件164630件，扩大了司法民主，增强了审判透明度；同时他坦陈，“由于时间安排、经费支付、个人素质等诸多问题的影响，人民陪审员忙闲不均的现象很突出，近半数的人难以保证有时间参加陪审工作，其作用发挥也与社会期望值存在较大差距。”（参见《人民法院报》3月12日第四版）

　　这一评价无疑是切合实际的。一方面，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施行《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后，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人民陪审员工作指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通知》，精心部署、统筹安排、狠抓落实，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我国陪审制的改革并未尘埃落定，依然面临“陪而不审”、“形同虚设”的风险，必须进行全新的思考与探索。

　　悲观论者认为，陪审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萎缩，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拾起这种“鸡肋般”的“花架子”制度。此言差矣。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迄今为止陪审制在全球五大洲仍然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而且呈现中兴的迹象。

　　过去一般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陪审员专司事实审查的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流行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混合法庭审案的参审制。事实上，目前有40多个国家或地区实行了陪审团制，不仅包括英、美等国，也包括奥地利、瑞士、马耳他、丹麦、挪威等欧洲大陆，还包括非洲（如塞拉利昂、南非、冈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美洲（如加拿大、巴西、巴拿马、牙买加、多米尼加、伯利兹、波多黎各、百慕大、圭亚那、尼加拉瓜）、大洋洲（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汤加）和亚洲（如斯里兰卡、中国香港）。参审制则在欧洲大陆国家普遍存在，而且涌现扩张之势。其一，法国在其传统的参审制基础上，多方位吸纳英美法系陪审团模式的优点，包括陪审员的当庭随机挑选、诉讼双方对候选陪审员的否决权、陪审员人数的增加等。其二，专家参审制在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中悄然兴起。这主要表现在审理有关金融、财会、专利等专门性案件时，法院可以聘请有关专家担任陪审员，帮助法官更好地认定案件事实。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一些国家尝试建立陪审制。例如，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启动了司法改革，其内容之一就是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西班牙在1995年颁布了《陪审团法》，开始采用英国式的陪审制度；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被称为“明治维新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运动，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陪审制度；韩国2005年成立了“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建议，也包括引进陪审团审判模式。

　　与之相对，改革论者则认为，陪审制的蓬勃发展顺应了司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当在全面评介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国情进行继续改革。中国人民大学“陪审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就提出了一种代表性的观点，主张未来中国应当逐步推行“三元一体”的陪审制度，即人民陪审团制、人民陪审员制和专家陪审员制并存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制度。概言之，人民陪审员设在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保持现有的参审制模式；人民陪审团设在中级人民法院，仅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陪审员采用“一案一选”的方式，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与法官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专家陪审员在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中均可使用，属于参审形式，但仅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若干类案件的审判。该课题组还建议制定单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审法》（参见何家弘著《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陪审制有三种功能，一是促进司法民主，二是弥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三是补充法院的劳动力。中国现行的陪审制实际上体现的仅仅是第三种功能，在实现前两种功能上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从当前的司法现状和环境来看，改革后的陪审制要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必然选择混合的模式。

　　展望未来，陪审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将陪审单独立法纳入视线，还不得而知。不过，惟有将陪审制改革进行到底，我国的法庭上才会出现真正的“不穿法袍的法官”，民众才能切实地参与司法。这一点毋庸置疑！

　　【作者简介】

　　刘品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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