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裁判研究官是各级人民法院从精通审判业务，具有一定审判实践经验和法学理论功底,并具备一定调查研究能力的法官中选拔出的专门从事裁判研究的人员。裁判研究官制度为韩国司法制度首创。鉴于中国法官法律素质普遍不高，加之中国法官办案压力大，没有足够时间去学习充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中国有必要引进裁判研究官制度对上述现状进行必要地弥补和矫正。中国可以吸取韩国裁判研究官制度之精髓，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裁判研究官制度。裁判研究官的主要职责是参与编写和研究指导案例，列席审判委员会并对提交案件发表研究意见，承担法官的在职培训任务、为本院法官审理案件提供法律适用方面的咨询服务等。一旦该制度在我国各级法院得以普遍推广，则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法官遴选制度、法官培训制度都可因此而受益匪浅，广大法官的裁判质量和裁判水平可由此大幅提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三五”改革纲要》中提出的若干改革意见也有望最终落实。最后，本文详细探讨了裁判研究官的选任标准、任期、人数确定、工作保障等裁判研究官制度实施的基本问题。

　　关键字：裁判研究官；法官培训；案例指导；审判委员会

　　以下正文：

　　一、裁判研究官制度概述

　　裁判研究官是各级人民法院从精通审判业务，具有一定审判实践经验和法学理论功底,并具备一定调查研究能力的法官中选拔出的专门从事裁判研究的人员。

　　在法院内部设裁判研究官专司裁判研究事务是韩国的首创。在韩国，大法院是最高裁判机构，它由13名大法官组成。大法院从地方法院法官中选任裁判研究官协助大法官从事审判业务。目前，大法院共有裁判研究官80名 ,各大法官下分别设有数名裁判研究官。裁判研究官由大法院院长任命，在大法院主要负责与案件的审理及审判有关的研究、调查业务。一般，主审法官受理案件后，裁判研究官根据主审大法官的指示，就案件的争议点与有关判例的变迁过程、与争议点有关的外国法制度及业界的惯例等事项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主审大法官报告。主审大法官参照裁判研究官的研究报告来办理审判业务 。

　　裁判研究官制度既是韩国首创，也是韩国独创。据笔者所知，目前世界上设立裁判研究官制度的仅韩国一家，且韩国也只是在大法院设立裁判研究官一职，大法院以下诸级法院并不设立该职务 。因此，裁判研究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二、我国建立裁判研究官制度必要性分析

　　有论者认为，既然裁判研究官制度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我国也就没有必要引进该制度。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只要是对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有益的制度，且该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我们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尝试，并不以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为必要。事实上，目前我国的许多司法制度也是根据自身国情独创的，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例如中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裁判文书审签制度、请示与批复制度等。上述制度虽然不时被一些学者所诟病，但由于它们是与中国法官法律素质普遍较低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因而在中国法官素质普遍大幅提高，法官精英化和职业化得以实现之前，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虽然从长远来看，它们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吸取韩国裁判研究官制度之精髓，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裁判研究官制度。中国设立裁判研究官的必要性如下:

　　其一，中国法官法律素质普遍不高，且这种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法律教育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空白，这段空白直接导致中国八九十年代法律专业人才供应严重不足。而当时人民法院百废待兴，急需补充大批干部，于是只好从具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中小学教师，转业军人中选调。可以说，中国目前法官中的过半数都是通过上述途径进入法院的，他们政治素质很高，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关于中国法官法律素质的更多论述，参见笔者博文《中国法官学历考》，点击标题即可阅读）正是由于中国法官的法律素质普遍不高，学历结构较低，中国法官在面对一些较为疑难复杂的案件时经常会显得无所适从、犹豫不决，他们迫切需要有权威人士能及时为他们答疑解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以弥补他们在法律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裁判研究官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他们专司裁判研究，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本院法官服务，为法院的审判工作服务。可以说，裁判研究官就是普通法官的智囊,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尽最大努力弥补中国法官法律素质方面的缺陷。

　　其二，中国法官办案压力大，用于学习充电、提高自身素质的时间少。目前中国法官办案压力普遍较大，法院案多人少矛盾越来越突出。法官整日忙于办案和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 ，能够用于学习充电，提高自身素质的时间极少。而法官的职业特点又要求其必须定期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不断学习最新出台或发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的培训能力又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审判工作对法官知识更新速度的要求。建立裁判研究官制度可以较好地解决法院系统培训力量不足的问题。裁判研究官专司裁判研究，并应定期将最新研究成果向本院法官进行反馈，更新法官的知识结构，使本院法官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审判事务。可以说，裁判研究官就是普通法官的专职培训官，他们定期对本院法官进行业务培训，以解决法院系统培训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裁判研究官的职责——兼论人民法院若干制度的重构

　　如何构建中国的裁判研究官制度？按照笔者的构想，中国的裁判研究官制度，职责应当比韩国的多，范围应当比韩国的广，作用应当比韩国的大。中国的裁判研究官制度要与案例指导、审判委员会、法官遴选、法官培训等制度结合，形成制度合力。下面笔者结合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三五”改革纲要》中提出的若干改革意见，详细阐述我国裁判研究官的职责，同时对人民法院若干制度的重构作一些探讨。

　　（一）裁判研究官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案件指导制度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第13条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从而第一次在我国以正式文件形式明确提出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但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尚未真正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台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案例载体上发表的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 。

　　笔者认为，案例指导制度要想顺利运行，需解决好如下两个问题：其一，要保障指导案例发布机关的权威性和发布程序的严谨性。目前我国的指导案例发布载体比较混乱，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具有较高权威和较强指导效力外，其余的指导案例发布载体过于混乱，发布案例过多、过滥，对法律解读不一，选用标准和选用程序也不透明，从而使其发布案例的指导效力大打折扣 。其二，要确保已发布的指导案例被广大法官知晓并熟练掌握，法官对指导案例的熟悉程度要与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指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和应用。目前，相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讲，解决第二个问题难度尤甚。因为一旦案例指导制度正式运行，每月都会发布若干篇指导案例，学习任务量很大。而当前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办案压力比较大，人少案多矛盾比较突出，法官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不得不花费在办案上，能够学习充电的时间很少，根本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和学习指导案例。目前，法官了解指导案例的主要途径是审理个案时当事人或律师提供，很少有法官专门抽出时间去研究指导案例，以致在裁判某些案件时法官根本就不知道有相关指导案例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依照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处理案件了。

　　建立裁判研究官制度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难题。裁判研究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编纂机构定期发布的指导案例进行研究、归纳和整理，并在定期召开的业务学习会上向法官讲解与其审判业务相关的指导案例的基本案情、争议焦点、裁判结果和裁判要旨。这样，法官们就不必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指导案例了，他们只要参加业务学习会，听取裁判研究官关于最新指导案例的研究报告，就可以掌握与自己审判业务相关的指导案例，从而可以用最小的时间成本掌握指导案例的核心裁判要旨。待以后遇到与指导案例相同或相似的案件时，法官可对指导案例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研究。裁判研究官还负责就本院裁判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疑难、复杂、新型案件编写指导案例并向更高级别的指导案例编纂机构报送。由于裁判研究官专门研究指导案例，他们更加熟悉指导案例在案件质量、报送程序、格式体例等方面的要求，可以确保报送质量。另外，由于他们对哪些法律争议问题已发布过指导案例比较了解，可以避免相同类型的案件被重复向上级指导案例编纂机构报送的现象发生，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上级指导案例编纂机构的工作量。

　　（二）裁判研究官与审判委员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