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格蒙·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开篇就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现代的立法者与后现代的阐释者。其实，圣贤也可以分为两类：人间的立法者与神的使者。

　　70岁的孔子就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否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一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个“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吗？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但是，那还是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的困境，在于他拂逆了公众趣味，并通过凸显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追求德性智慧的人生与追求钱财名誉的人生———之间的巨大反差，揭示了公众趣味中低俗的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伤害了多数公众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公众作出某种形式的反击，就将不可避免。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不自由缘于他作为“神的使者”的职责，那么，孔子的自由，则是出于他作为“立法者”的角色。《史记·孔子世家》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意味着，在孔子那里，没有神和人的对立，只有一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图景，人间秩序不必到人世之外去寻找源头与依据，只需要诉诸传统、诉诸人自身就够了。记得余英时曾经分辨过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超越”之间的差异，通过两位七旬圣贤的境遇，就可以得到阐明。

　　（摘自《自由的孔子和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