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然具有悠久的法制(而非法治)的传统，但是，用法律的手段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却从未成为过主要的政治行为。这就必然导致各级官员的法律知识的匮乏，反过来又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
　　古代中国是以德治理天下的，法律不过是一种辅助性手段罢了。这可以从古人做官必须具备的条件上，看得一清二楚。古代人做官自然也需要文化，但是，他们所讲的知识是不包括法律方面的，十年寒窗专修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道理，充满的是仁义道德的说教，都是些八股制艺一类的敲门砖式的学问。
　　然而，古代当父母官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除了收取苛捐杂税以外，就是裁断民间纠纷和判处罪犯的刑罚。而对于这些知识，一则他们从来未曾好好学习过，二则还需要实践经验，因此，实在是很外行的。于是，在衙门升堂办案时，出现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个俄国人写过一本书，名为《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其中就记载了官员荒诞无比的审判案例。
　　有一名妇人悲痛万分地向县令告状说，某人杀死了他的丈夫。一番审讯后，杀人者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浑身颤抖地等待死刑的判决。这位县令看着跪在他面前痛不欲生的妇人，竟然大起“怜悯”之心，对杀人者也更加痛恨，一怒之下竟作出了人类法律史上最有“人情味”的判决，他痛斥那个杀人者说：“人家好端端一对恩爱夫妻，你为什么把人家拆散了，这简直太可恶了，我罚你和你老婆离婚，必须娶这个女人为妻，我要让你老婆也尝尝守寡的滋味。”一桩凶残的杀人案居然就这样结案了。
　　如此当官，自然是不得民心的。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老百姓要比这些书呆子官员懂得多。自然，长此以往，这样的官员是保不住乌纱帽的。所以，要治理好一方土地，就不能不依照律条来处理案件，方能服众。尽管这样的审判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在集权专制下，老百姓也只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而要做到这点，那些靠摇笔写些八股文章做了官的书呆子也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也十分奇特的职业，就是师爷。这些师爷，是各级地方官员专门聘请来为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佐理人员。衙门官员对这些师爷几乎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靠着他们才坐稳了位置，才有了升迁的机会。
　　清代当过刑钱师爷的陈天锡对于科举出身的官员需要师爷的佐治，说过一句形象而中肯的话：师爷对于主官，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所以，在当时无幕不成衙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最近读了一本美国人博西格诺写的叫《法律之门》的书，开篇就讲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很使人深思一番。在法的门前有一位守门人在站岗，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进门去见法，但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放他进去，并且告诉乡下人，自己只是守门人中最卑微的一个，里面的人，一个比一个凶狠。但是乡下人还是很想见见法律，于是，就坐在门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耐心地等待。并且，他甚至用贿赂的方法想买通守门人，放他进去。
　　一直等到了年老垂死的时候，他最后对守门人说，每个人都极力要到达法的面前，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竟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守门人看出乡下人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就告诉他，除了你，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它专门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每人读寓言总有自己的感受，我以为，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学习法律是需要有执著的追求精神的，并且更需要身体力行。固然，一个不信仰法律的人，法律的大门是不可能向他打开的。但是，只是相信法，而没有胆量去实践法律规范，同样是无法认识法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员们，之所以不认识法，其原因不外乎这两个方面。
 浙江省检察官   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