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使人活得更有味道

　　阅读是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人类智慧结晶惟一的东西就是知识。图书是人类第一和最主要的传承智慧的方式，所有文明成果都可以转化为图书的形式。图书成了传承一切知识的载体。我们为什么读书？其中之一是传承文明，而更重要的是创新。如果仅仅为复制先贤的文明成果，我们就没有进步，没有创新。所以读书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新，在于扩大创新的主体。为什么说全民阅读？就是全民通过阅读进行思考，全民创新才能使社会进步。将来读书可以变成人民的第一生活方式。读书不只陶冶情操，还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明理的人就会活得明白、精致、有品位。人说理性似水，润物无声。读书可以使人沉静下来，想人类的、世界的很多问题，使我们活得很有味道。这是从精神层面上说。

　　在古登堡的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在欧洲有文明以来的总的存书量大概是3万册，主要是一些圣经和经典。那些修道院的僧侣一年也抄不了几本书，速度非常缓慢。但是由于古登堡技术的应用，大约在1500年左右，欧洲的藏书量增加到了900万册，是原来的300倍，所以大学普及、教育开展。为什么说易中天、于丹这些人了不起？就是他们和孔子的追求和孔子某些的地位相似。我们说孔子伟大，就是因为他是把教育从贵族拿到平民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易中天、于丹也是把高深的学术，把一些历史传统、优秀的文化拿到民间，所以他们的贡献很大。

　　中国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说得都很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要进步，刚才讲了很多农耕文明好，其实中国很多人不愿意停留在农耕文明。谁都不愿意用没有红绿灯、没有上下道的牛车，都愿意用高速路。所以我们中国实际上有一点大家认识是统一的，不管是发展这个也好、发展那个也好，追求进步是大家没有分歧的意见。几个因素的出现加速了这个进步：一是出现了产业，二是支撑这些产业的投资人，最后是作者，与没有印刷术之前的作者不一样，以前作者是凭借个人的爱好、兴趣、求知欲创造。曹植在被逼走投无路的时候就硬着头皮编出20个字，全中国人乃至世界上的读者直到2000年后读起来还潸然泪下。由于印刷术的出现，作者创作变成附属于出版业，作者的地位完全发生变化，没有现在的出版业就没有现在以创作为生的职业作者。

　　法律规范生活并创造生活

　　整个出版产业当中谁是核心？我既不是出版人，也不是作者，我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出版家、出版社是这个产业的核心。如果没有出版家、出版社，印刷术就没有人投巨资支撑，也就没有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解决一部分以创作为生的人的就业问题，所以出版产业要想发展、想支撑，遇到的很大问题就是版权问题。盗版因为它没有前期投资，后面赚的钱既不纳税、价格又低，实际上盗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最符合价值规律”的，符合供求关系，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这些东西的出版看起来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而对出版产业却是极大的扼杀，这样谁投资呢？！

　　前几年我到好莱坞走了一圈，哥伦比亚公司一个法律顾问说，“我们只谈钱，而你们看到的是艺术。”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找来各种人，忙上一天，要投入成千上万美元，平均一天的工作变成胶片是一分钟。一部影片往往需要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而如果被盗版那么就无法收回投资。我们不关心艺术，不是我们不欣赏艺术，我们盯的是钱，我们为社会生产快乐，我们最关心的是消费者口袋里的钱，消费者喜欢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最后他们一高兴把钱给我。其中有真的什么艺术品对我们纯属意外。对社会主义来说，出版既要有精神文明，也要有物质文明。版权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没有版权的保护，就没有人愿意做前期的投入，我们的产业就无以为继，就不会有阅读。

　　中国的版权保护为什么会有这种现状？在于我们国家解放后的30年间版权保护的状况难尽如人意。对作者的关照不够全面和完善，对出版社的权益保护也不够。而且，作者自身的版权意识也很弱，我看到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文件，出版局写给文化部的报告，当时有两位作者写了两本有名的书，这两位作者因为创作这两本书，收入稿酬超过1万元，“这不利于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给中央的报告要求降低稿费，降到“文革”的时候就变成零，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原创和国家民族的文化进步。

　　我们以前没有版权保护意识。从1979年到1990年间，版权保护才逐渐完善，《著作权法》的制定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法律的特点不仅是规范已有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创造生活，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变得有了。近年来卡拉OK要收钱，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自娱自乐为什么还要收钱？我们已经花钱了还要收钱？这些东西都是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一个版权问题。所以我认为只有有效地实施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才有可能一方面支持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激励作者创作，同时使社会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文化艺术作品。知识产权是一个中性词，是一个利益的分配方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分配，其实有很多选择空间，为什么呢？我们加入国际条约，加入了世贸组织，美国人现在对我们的两项指责、两项控告全部是版权问题，我们只有奉陪到底。我到美国去开会，就提出他们纽约皇后区存在的到处销售盗版的问题，他们也认可这一事实。这说明我国一方面要坚决对不恰当的指责进行回击，另一方面我们内部也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做到有法并且可依，同时又兼顾人情、事理，使我们社会发展得越来越理性、进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