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一些学者明确提出，立法机关不应作为法律解释主体，也不应有立法解释制度，因为“实际上只有执法机关才需要解释法律，法律解释权天然属于执法机关”[1]。具体地说，其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法律解释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在立法完成之后的法律应用环节；第二，法律解释不是一种独立的职权，而是执法者在行使执行法律的职责时所隐含的权力；第三，立法机关没有必要承担解释法律的职责；第四，立法解释程序与立法程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必要单列一权[2]。而且，立法解释制度还存在以下三个难题：（1）它无法解决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2）它会使法律的客观性和可预测性受到质疑；（3）它会使法律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受到破坏[3]。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法律解释权长期虚置（很少或几乎不使用）或者实际旁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进行了大量的解释[4]），另一方面，即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所谓的立法解释，是否也应当称之为立法？也许称作立法更为合适。而这本身就不能不让人对立法解释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立法解释得以确立的认识依据，与两个命题分不开。一是“立法归立法，实施归实施”。我国就法律解释区分了法律法令“条文本身”的问题和“具体应用”的问题。但是，（1）对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作“补充规定”的，其实，这属于立法的范畴，不具有法律解释的性质。并且，立法解释与立法中的解释现象不同，前者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是描述性的，目的是展示解释对象的固有含义；后者却主要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定性的，是为了给解释对象注入、限定或选定某种含义。（2）如果立法解释的内容限于“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那么，实际上它与法律实施者解释的内容并无不同。首先，在“条文本身”和“具体应用”之间，并不构成一种真实的区分；其次，“进一步明确界限”不能构成立法解释的独特内容[5]。
第二个命题是“有权制定法律，就有权解释法律”。人们确信这一命题的基本理由是：立法是立法者的意思表示，立法者自然就最了解立法愿意，也最有资格解释法律。但20世纪初以来，西方对这种理论提出挑战，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就与立法者分离，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法律解释的目标并不在于探求立法者在立法时的意思，而在于探求存在于法律内部或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这种合理意思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6]。尽管这一理论也受到批评，但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这表现在：（1）立法原意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靠；（2）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必须肯定立法原意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但是不应超越法律条文所能容纳的限度去确定立法原意[7]。
一句话，由立法机关（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进行所谓的立法解释，并不具有合理性，所以，应予以废除。
注释：
[1]见张志铭：《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问题研究》，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从实践来看，世界各国宪法规定的有关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方式大概可分为三种：一是由立法机关对宪法进行解释，二是由司法机关对宪法进行解释，三是由行政机关对宪法进行解释。”见信春鹰、张文显：《论宪法解释》，载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宪法比较研究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2]袁吉亮：《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袁吉亮：《再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3]陈斯喜：《论立法解释制度的是与非及其他》，《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4]参见蔡定剑、刘星红：《论立法解释》，《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5][7]详见张志铭：《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188页，第189～191页。
[6]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9页。
万其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