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反垄断法素有“经济宪法”之称，是经济法的基石。我国经济法的体系已经从以计划法为“龙头法”的格局转变成为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架构。虽然，至今我国并未出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典，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反垄断法的学术研究以及立法操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可以这样说，反垄断法典的出台是大势所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垄断法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任何法律现象的背后都蕴涵了深刻的法理。同样地，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经济法的基本原理也贯穿其中。“理论是革命的先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但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而且要重视理论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探寻法律现象的本质规律，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更好地指导不断变化的实践，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本文试图在分析我国反垄断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对我国反垄断的基本问题作以理论性的阐析。诚然，我们不但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本文还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到实践中去，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字：行政性垄断 经济法原理 反垄断立法
一、我国反垄断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垄断”，是指特定的主体（或行为人）为了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实施的限制或排斥市场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不但阻碍了经济自由，而且限制了经济竞争，同时还践踏了经济民主，扰乱了经济秩序。垄断的分类学界有多种观点，我认为，结合我国反垄断的实践，较为深刻的分类方法，当属根据垄断的产生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所作的分类-将垄断分为“经济性垄断”与“行政性垄断”。
所谓“经济性垄断”，是指企业或企业联合体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者通过企业合并、签定垄断协议等行为限制或排除企业间竞争的行为。经济性垄断虽然产生于竞争导致的资本集中，但是它却有悖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所谓“行政性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凭借其行政权力排斥、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性垄断的实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斥公平竞争的一种超经济性垄断。所谓“超经济性垄断”，是指由本身来自市场之外，与市场要素及市场运行的自然法则没有直接联系的原因所引起的垄断。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地区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所谓“地区性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行为。例如，限定单位或个人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生产的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的企业或个人提供的服务的行为；对外地企业相对于本地企业实行歧视性待遇（如价格歧视、税费负担歧视等）的行为。由于“地区性垄断”的目的是导致地区性封锁，因此可以称其为“块块垄断”。
所谓“行业垄断”，是指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极其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行业参与本行业竞争的行为。行业垄断的表现形式与地区垄断的表现形式大体相同，其实质都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干涉竞争自由、排斥限制竞争的行为，区别在于行业垄断的实施范围限于行业内部。由于“行业垄断”的目的是导致行业性封锁，因此可以称其为“条条垄断”。
依循上述，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源是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及滥用。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要比经济性垄断的危害严重。因为，行政性垄断，是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的，它往往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通过发布规章、命令、决定的方式来排斥、限制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达到垄断的目的，具有鲜明的行政强制性和不可诉性。据此，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有更广泛严、重的影响。
在西方的经济学及法学上，一般所指的“垄断”，仅指“经济性垄断”，并不包括“行政性垄断”。然而，从我国的实践出发，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性垄断发育得并不充分，不是典型的经济性垄断；相反地，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行政性垄断十分发达，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可以确切地说，在我国，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性垄断。
正因如此，本文主要对我国的行政性垄断进行经济法原理的解析，探寻我国反垄断的法学理论支持，相应地，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层面上进行回应。
二、反行政性垄断的经济法原理解释
（一） 经济法原理的一般性问题
任何部门法都有其基本理论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是该部门法的理论基石，也是法学研究的立足点。从一般的观点看，经济法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经济法除了具备所有的部门法所共有的属性外，必然还要具有它作为一个特定历史产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的理论化，就是经济法的基本原理。一般来说，经济法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有：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宗旨、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也有的学者，从宏观上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划分为几大板块，即方法论、价值论、本体论、运行论等等。[1]总之，无论如何划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应属于法哲学的范畴，其内容应是经济法成为其部门法的根本性的问题。
综观经济法的整个体系，不难发现，贯穿经济法各子系统的一条主线是“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假设。“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假设是经济法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原因是，经济法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规制之法。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两方主体就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二者的组合与协调也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不同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本分野就表现在对二者的尊崇和强调的程度上的差异。[2]相应地，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出现过自由主义经济学、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混合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说结合我国的实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应该确定为：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要止步；凡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虽然能够解决但成本过大的问题，应该由政府加以解决。”[3]此即所谓“市场第一性，政府第二性”。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时，才应介入经济生活，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
（二）反行政性垄断的经济法原理解释
行政性垄断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表现，然而，它既非合理也非合法。它是行政权力恶性膨胀和滥用的体现和结果。行政性垄断就是“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制衡架构失衡、变形所导致的。譬如，一些行政性公司，具有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的双重性以及一些挂靠行政部门享有优惠待遇的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具有其他一般企业均不具备的优势，在某些商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原料采购上处于垄断地位，限制了公平竞争。又比如，某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及个人经营外地的商品，如若违反该禁止性规定，则会遭到没收或罚款的处罚，等等。
归根结底，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没有明确它的应然角色，对市场自身的规律机制人为地扼制、破坏。在应由市场独立发挥作用的场合，政府强行介入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机制发生畸变，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机制的发育，破坏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概言之，行政性垄断是政府与市场二者的恶性互动，反行政性垄断的立足点应该是彻底杜绝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良干预，恢复市场自身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不但如此，滥用行政权力、进行行政性垄断还为某些政府官员创造了“寻租”的机会，产生了大量的权钱交易，从而引发腐败问题，严重地毁损了政府的形象。
三、反垄断立法中的反行政性垄断
依循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的反垄断主要是反行政性垄断；而反行政性垄断主要是应明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对反行政性垄断的经济法哲学问题作出回应，主要是应厘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尤其在市场规制方面的行为尺度。
诚然，反行政性垄断还是一个关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就反垄断立法而言，我认为，应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应明确界定行政性垄断的标准。考虑到我国的行政性垄断比较发达、成型，可以采取列举式的方法将行政性垄断的表现形式以分类列举的方式进行表述，这样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其次，应确定反行政性垄断中的救济机制。申言之，行政性垄断就是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滥用行政职权引起的，那么，行政性垄断的可诉性就一定要作明确的规定。并且就具体的操作程序也应做到详细、具体地规定。
由此可见，在反垄断的立法中，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政府角色的问题。在对“行政性垄断的具体类型”的规定中，必须要说明政府实施怎样的行为构成何种类型的行政性垄断；在“反行政性垄断的救济机制”中，必须要说明，在发生了由行政性垄断引起的纠纷时，各种不同类型的行政性垄断相应的解决方式，其中政府应如何作为。
四、简短结论
“经济性垄断”与“行政性垄断”是我国垄断存在的两种形式。在我国，既要反经济性垄断，又要反行政性垄断。相比较而言，由于经济性垄断在我国并不充分和典型，而且，行政性垄断的危害要比经济性垄断的危害更为严重，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比经济性垄断更为广泛，因此，可以说，反行政性垄断应该是我国反垄断的首要任务。
本文运用了经济法基本原理的基本假设，即“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假设，对反行政性垄断的理论基石问题进行了解析，得出的结论是：行政性垄断产生于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对行政权力的滥用，对经济进行不良的干预，使我国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遭到了人为地破坏，因此，可以说，反行政性垄断就是反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明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
具体到反垄断的立法实践中，就是要明确何种政府行为属于行政性垄断；在反行政性垄断的救济机制中，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本文试图从我国反垄断的实践出发，分析我国反垄断的现状，探寻反垄断背后的经济法原理的理论支持，从而对我国反垄断的基石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展开思维的互动。
注释：
[1] 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 冯彦君：《WTO、有限政府与现代经济法》，《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3] 同[2]。
吉林大学法学院·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