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某和章某是一对好朋友。2005年4月8日晚，两人酒后，谈到黎某前些天曾经因开车与宋某发生碰撞，遭宋某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殴打，使他大失面子，至今一直咽不下那口气，真想找个机会把宋某“做了”。正巧章某认识宋某，遂自告奋勇地提议给宋某打个电话，看看宋某在哪，是否有机会。当章某通过电话得知宋某因摩托车坏在某公路上、正只有一人在等待修理工后，遂转告了黎某。黎某立刻拿了一把西瓜刀，并邀章某一同前往。章某出于担心日后如果东窗事发，于己不利，表示杀人的事自己不会干，可由于黎某没有车赶往现场，他可以送黎某去。章某开车将黎某送到距现场不远处即离开了。黎某悄悄持刀上前，乘宋某不备，对宋某背部、胸部猛刺了十三后，确认宋某死亡后，便“打的”逃离现场。

    [分歧意见]

    事后，大家对黎某之举构成故意杀人罪不存异议。但就章某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存在争议。

   [评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章某事前已经明确表示“杀人的事自己不会干”，事中章某也只是开车搭载了黎某，并没有实施杀人行为，两人之间没有形成杀害宋某的共同故意，因此，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章某与黎某构成共同故意杀人罪。理由是：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根据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划分，可将其中的行为人分为主犯罪和从犯。从犯是说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帮助犯即为其中之一。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相对于实行犯而言的，指的是在他人产生犯罪意图之后，以心理支持、物质帮助等方式故意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为他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而自己不直接实行犯罪的行为人。从以下分析可以知道，本案中章某的行为是与帮助犯的特征和构成要件相吻合的：

    首先，章某已经知道黎某的犯罪行为将要造成宋某死亡的危害后果，即犯罪意图。当黎某为了报复而提出“真想找个机会把宋某做了”时,章某应当知道“做了”意味着什么。黎某在得知宋某只有一人在现场等待修理工后，拿出一把西瓜刀，章某更应明白黎某不是在开玩笑，他不仅仅是为了一般的报复，而是要是致宋某于死地。从章某“杀人的事自己不会干”这一表白中，也表明章某明知黎某的最终目的。

    其次，章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帮助行为是在支持黎某，且在为黎某实行犯实施、完成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章某为黎某报复杀人，而帮助寻找机会并将其送到现场，实质上就是犯罪预备，即为实施犯罪准备条件，黎某接受了这一机会或运送，说明双方为实现杀人的目的，就下手的时间、地点等作了商议，有着犯罪计划，在犯罪预备阶段作了共同的准备，黎某也正是利用这些而实施犯罪。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章某不打电话，黎某当然无法得知宋某一人在现场的信息；如果章某不开车送黎某，黎某也无法及时赶到现场。也就是说，假如没有章某的行为，就不可能导致宋某的死亡，起码不会发生在那一次。

    再次，章某对宋某死亡后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主观故意。帮助故意是帮助犯的主观恶性的直接体现，也是帮助犯承担责任的主观基础。判断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一般应当以帮助犯和主犯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内容为标准。只要能认定在犯罪过程中存在心理上的趋同和一致，即共同的不正当需要的出现而予以帮助的行为，就能构成帮助犯。即使帮助犯在场而没有积极制止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帮助他人犯罪的犯意具有模糊性、不明确，但只要不超出所能预见的范围，同样构成帮助犯。尽管宋某事前因担心而已经明确表示“杀人的事自己不会干”，只能是说他不直接参与杀人，但对黎某致人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对黎某在现场实施犯罪的行为是放任的、容忍的，明显“存在心理上的趋同和一致”。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作者：兴国法院 颜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