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员郭某、冯某、崔某在一起密谋“弄点钱花”。曾经做过摄像器材推销业务的郭某提出：“我在摄影圈认识一些人，他们的摄像机很值钱，我们可以骗他们到外地拍片，然后想办法把他们的摄像器材弄走。”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为北京市某摄像服务中心老板肖某。5月26日，郭某化名“刘华”找肖某联系，以到河南许昌某花卉基地拍摄宣传片为名，骗取肖某信任。28日早6时许，郭某陪同肖某坐火车从北京赶到河南许昌，先期到达的冯某化名“李老板”到火车站将两人接到某宾馆512房间，将房间磁卡交由肖某保管，肖某将价值9万余元的摄像器材存放于房间内。冯某以吃早点为名，将肖某、郭某领到距宾馆1公里外的一个小吃店吃早餐。与此同时，冯某电话指示与其同期到达许昌的崔某，凭512房间押金条，骗取服务员信任，把512房间门打开，将肖某的摄像器材拿走。陪肖某吃早点的郭某、冯某借故离开肖某，与崔某会合后回到北京。被晾在小吃店的肖某感到有点“不对劲”，急忙赶回宾馆，发现摄像器材已不翼而飞，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分歧]

  　　对该案如何定性处理，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定诈骗罪。其理由是：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将被害人骗至许昌，并把摄像器材骗存到宾馆房间，此时被害人已失去对摄像器材的控制权，诈骗犯罪已实施终了。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定盗窃罪。其理由是：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尽管使用了欺骗手段，但最终是通过实施秘密窃取行为，实现了对财物的非法占有。

[评析]

  　　本案中，被告人对财物的非法取得究竟是骗取还是秘密窃取，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诈骗罪的“骗取”财物是指被告人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信以为真，自愿将财物交与被告人占有、使用或保管，被告人从而达到对财物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被害人交出财物的那一刻起，被告人即必然实现了对财物的非法占有。盗窃罪的“秘密窃取”财物则是趁他人不备之机或者行为人自认为不会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发现的方法，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被害人从主观上并未有将摄像器材自愿交由被告人占有、使用和保管的意思表示，而是把器材存放在了自己持有磁卡的宾馆房间内。此时，被告人并未必然实现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如果宾馆安全制度严一些，服务员责任心强一些，被告人完全可能达不到非法占有摄像器材的目的。被告人最终取得财物应认定为秘密窃取行为，其前期所采取的欺骗行为，只不过是为最终实施盗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已。故此，笔者认为本案应按盗窃罪定罪处罚。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邢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