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非的一生中，最深刻地左右了韩非命运的人物是李斯。李斯也是一位名人，在政治上很活跃，政治手腕比韩非还老辣。司马迁的《史记》专列一卷为其作传，这个待遇，比韩非高，比老子、庄子也高。
李斯本是楚国人，年轻时当过楚国某地方政府的小科员。后来跟随荀子学习帝王术。正是在荀子那里，他认识了作为同学的韩非。他读了韩非的文章后，只能自叹不如。忌妒与陷害的种子，很可能就是在那一刻种下的。
李斯完成学业后，发现楚王成不了什么大事；除了秦国，其它国家也不怎么样。为了摆脱卑贱和穷困的人生，李斯告别荀子，来到秦国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有志青年，在贫困的家乡找不到用武之地，就去北京、上海或深圳。李斯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他来到最强大的秦国之后，首先投奔做丞相的吕不韦，通过吕不韦的关系，总算找到了游说秦王、表现自己的机会，并得到了秦王的信任，在秦国政权体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长史、客卿、廷尉，最终升至丞相的高位。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读到了韩非的名篇《孤愤》、《五蠹》，很受震动，深有感触地说：“哎哟，我要是能见到这等人物，要是有机会跟这样的高人交往，死了都愿意。”李斯一听，赶忙解释说：“这些文章都是我的同学韩非写的。”秦王政一听，高兴了，原来这位高人就在韩国，那还不容易！于是挥师伐韩。在大兵压境的情势下，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来到秦国之后，提出的政见是保存韩国，当即遭到了李斯的反对。秦王也无法赞同。其间，韩非还在秦王面前说了权臣姚贾的坏话，这就引起了李斯与姚贾的合谋陷害。他们两人对秦王说：“韩非这个人，毕竟是韩国的宗族公子，始终都在谋求韩国利益的最大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为秦国着想，留着他，永远都是个祸害，还不如把他诛杀了，更有利于维护秦国的利益。”秦王听信了这番话，同意把韩非交给狱吏去惩罚。在这个过程中，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不愿死，他想向秦王申诉，但未能如愿。等到后来秦王反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却早已死在秦国的监狱中了。
看来，韩非是一个精于谋国而拙于谋身的人。他洞悉并阐述了宫廷权术的奥秘，为君主支了无数的高招，但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悲夫。
韩非的一生，思想大于行动，立言胜过立功。因此，要认识韩非，从思想与文字着眼，能够更准确地描绘出韩非的肖像。
在先秦时期一流思想家群体中，韩非对于政治实践的介入最深。他生于韩国宫廷，死于秦国宫廷，从这个君主身边辗转到那个君主身边，因此，韩非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也是最准确的。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格，为韩非的思想与文字打上了冷峻的色彩。如果与其他学派稍作比较，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了。
先看韩非与儒家的关系。如果说韩非是冷峻的，那么孔孟就是温热的。冷峻的韩非注重现实的利害关系，因而可以看作是强烈的现实主义者；温热的孔孟重义而轻利，因而可以看作是热切的理想主义者。韩非的现实与冷峻，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满足了精明的君主们的需要，所以，秦王一读到韩非的文章，就产生了“甚合我意”之感。可见韩非的话，是说到君主们的心坎上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孔孟的理想主义有些高远，往往令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因为列国争霸必须有现实的军事实力。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在奔走于各国的路途中，几乎处处碰壁，最后只落得个无功而返。原因不在于他们的运气不好，也不在于他们宣扬的东西本身不好，而是历史情境使然。相反，韩非的东西，才能为君主们提供真正的行动指南。所以，说句玩笑话，孔子与孟子的简历，大致可以归结成：游说各国君主不成，最终只好寄身于教书先生的行业。至于韩非，则是君主们争抢的对象，韩王安舍不得，秦王政非要不可。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只在于，孔学与韩学的精神不同。
当然，在儒家的系统中，还包括上文提到的荀子。他是韩非的老师。他没有孔孟那样浓厚的理想主义。他是儒家的现实主义者，但又不像他的学生韩非那样冷峻。他的学说虽然出于儒家，但又广泛吸取了百家的智慧———尤其是法家的智慧，因而可以视为儒家与法家共同孕育出来的混血儿。这是荀子的优点，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个性不够突出。不像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因而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不像韩非，只说利与害，只讲权与术，酷就酷到底，从而为丛林世界中的血腥竞争者提供了技术指导。高又高不上去，低又低不下来，这就是荀子悲剧的根源。在那个列国争雄的丛林时代，韩非是君主们真心喜欢的，因为他的思想像一种武器，可以迅速地化为现实的战争力量。韩非这个人，也因此活在君主们的心里；那时的君主即便喜欢孔孟，也是心怀狐疑，但他们最终活在了民心里。荀子就不行了，虽然当过几天“齐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也只是和一群书呆子厮混罢了。晚年寂寞，死后荒凉，吃不上冷猪肉，闻不到香烛气，真应了屠格列夫在《门槛》中写的那句话：“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喻中）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