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与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鲜经验，坚持与完善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而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
面对1956年的“多事之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党的八大正确地揭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所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第一，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且贯穿和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理论，首次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定名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1]这个新的理论判断，不仅纠正斯大林的偏颇观点，而且弥补马克思、恩格斯的不足论述，准确地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首次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但不完善的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其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但不完善的方面与其经济基础的发展相矛盾[1-2].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自始至终表现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可动摇，但未能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症结所在。此后，经历20多年的曲折，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可见，“又相适应”特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可动摇，“又相矛盾”特指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存在弊端。把握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特点，才能真正理解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同旧社会完全不同，“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3]，但未能具体地指出如何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采取什么样的正确办法，不断解决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使他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经验，似乎阶级斗争可以改变一切旧貌、解决一切问题，终于导演出“文化大革命”悲剧。邓小平吸取反面教训，弥补毛泽东的理论缺陷和实践缺憾，认为“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1]邓小平特别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问题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石。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阐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拨乱反正国内主要矛盾。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写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适时的和正确的八大路线要求党和国家必须转移工作重点，引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但是，历史发展并不一帆风顺。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这不符合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也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所犯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科学论断，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一再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贯穿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新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和朋友作出纠正。在加快建设和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武器。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思考和探索新中国的发展目标，经历了漫长过程。1959年底，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1年，毛泽东向到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进一步说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要建设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要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现代化。他指出，我国人民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定能够用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发展速度搬掉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规划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并且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到20世纪末一定能够达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预测，重新调整战略部署的第三步，将21世纪的前50年又划分为三小步。十五大报告指出：展望下个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建党100年的时候，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国100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具体化，体现了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提出的设想：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1]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现阶段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具体来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而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就预言：“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4]现在，全国各族人民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预言必将变成现实。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由此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大小参与分配。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祖国统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
——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就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绝不能离开它们。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把经济建设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四）坚持和发展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先后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以此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恰恰是抛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邓小平把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作为全方位拨乱反正的切入点，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既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又引导全党在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积累了极其重要的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的统一，强调解放思想、破除僵化是全党当务之急，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深远意义。邓小平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2]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确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后来，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新的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3]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一切工作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2-4].根据这些新的论断，从党的十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章程》就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十二大以来的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要求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在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二、纠错与创新
理论创新，需要借鉴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新的科学理论，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提出新的理论[2-5].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历史现实、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实践经验，在纠正失误、弥补不足的过程中，创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线。邓小平多重界定社会主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同时，针对党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的错误，邓小平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愚昧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纠正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每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样一来，就真正把握了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的思想。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升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春，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3-2]这是我们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要领。
（二）纠正中国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想
——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取代八大的正确路线，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尽管在1958年底，他已经觉察到犯了“左”的错误并予以纠错，提出过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正确的思想，但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到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过渡时期，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变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进而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由于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并贯穿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致使九大形成主导全局的、严重“左”倾的错误政治路线，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左”的指导思想引发“文化大革命”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教训极其深刻。邓小平领导全党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基础，围绕着政治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一是系统地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二是正确地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的基本路线。十七大认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它体现了3个根本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3-3].
——科学揭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个主题。毛泽东照搬“战争与革命”的理论，错误判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要问题，断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主张中国准备早打、大打，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共同“打倒帝修反”；支持“大三线”建设，搞“山散洞”。结果是劳民伤财，直接影响到国内工作的正确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以科学态度观察国际问题，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认真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正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四项关系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务事务），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1985年，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4]据此，我国对外政策作出重要转变：一是改变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认识；二是改变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实现我国外交战略的两个转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位一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是我们党执政以来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重大成果。早在“一五”计划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然而，“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打乱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推迟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各方面事业出现大倒退。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在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深化了总体布局。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正式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七大又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作出新的全面部署。
（三）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
毛泽东认识资本主义的思路十分曲折。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提出中国“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但到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却提出“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956年12月，他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又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到1958年4月，《关于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共中央文件，规定我国尚存的1%的个体农户，140多万个体手工业、私人工商业户，全部都要接受改造。至此，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一大二公三纯”，并且持续了整整20年，极大地妨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注重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正确估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能够采取科学的态度，实行务实的政策，领导我国从关门建设历史性地转变到开门建设。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革命历史作用的观点坚持下去。《共产党宣言》阐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5-1]，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针对党内淡忘这些重要观点的情况，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2-6]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观点统一起来，全面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列宁曾经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然而，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没有消失，相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对此，江泽民作出精辟分析：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这是客观存在。但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不成立了。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西方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6-1].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基本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无疑的。然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管理机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还促进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得到缓和。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同时，我们需要加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有限发展，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6-2].
——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马克思曾经设想东方社会，主要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下，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成果，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接受这个设想，并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这样的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7]这个思想，毛泽东也十分重视。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很好兑现。邓小平则明确提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7]“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2-8]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我们党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三、开拓与发展
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坚持向“老祖宗”请教，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寻找理论创新的智慧；坚持向老百姓请教，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找寻创新理论的源泉，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进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七大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各项成果，统一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是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尤其富于中国特色、带有创新性，突出地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第一，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法则的思想。其实践渊源，一是建国以后，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教训；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冲破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冲破旧框框、创建新体制的宝贵经验。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应的决定。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再用10余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在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创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发展。这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壮举。
第二，关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外国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8]后来，邓小平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来思考发展问题，进一步提出“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3-5].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的至理名言：中国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世纪的错综复杂现实，如果不从指导方针到具体实践着力解决发展的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自然生态的保护，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将难以得到更大改观，甚至难以为继。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系统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此，十七大报告作出科学结论，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指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依靠谁发展，发展成果为谁享用，如何做到科学发展等。这些都为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靠的政策保证。
第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党的十六大起，“社会更加和谐”就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届六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全会通过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提倡社会和谐”的积极主张，阐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它不同于“大同世界”和“乌托邦”。它以“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实践已经证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能够有益地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有力地保证我们战胜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的建党理论为基础，精心探索如何在当代中国的、长期执政的和平环境中搞好自身建设，并且取得开拓性进展。第一，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作出正确表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把握好建设执政的共产党的上述客观依据，我们党才能不割断历史，不迷失方向，不落后时代，不超越阶段，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全面阐明我们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错误方针，邓小平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3-6]，使党的性质和任务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完备地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继续坚持上述“一个理想、二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科学提法和正确规定。第三，不断拓展我们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思路和发展途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形成一整套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目标、思路和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又赋予时代新内容，特别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使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要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成这样的政党，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关键性、全局性的深远意义。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1]，215[-2]，213～124[-3]，291[-4].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1]，143[-2]，278[-3]，364[-4]，58[-5]，351[-6]，111[-7]，167～168[-8].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1]，123[-2]，269[-3]，105[-4]，282[-5]，39[-6].
[4]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5]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1]，277[-2].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9[-1]，81[-2].
[7]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文稿：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4.
[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48～849.（中央党校·陈雪薇）
出处:理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