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乡间小路与社会科学大道——《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读后
发布日期：2009-05-16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一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变化，还有乡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生活价值的变化。巨大的变迁以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流动为宏观背景，1990年代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或者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与此同时，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个人主义观念和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同时进村。这样，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边缘化，农民主体性逐步丧失，并由此带来农民普遍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
揭示中国农村的这种巨大变迁，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艰巨任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不可推卸的使命。在我看来，《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1]在回应这种使命中作出了严肃的学术努力。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地方传统、聚居方式乃至种植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的压力时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之大，可以找到任何特殊的样本来“代表”中国。如此，我们何以能够判断哪里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沿海地区的发达村庄样本，还是一个边疆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生活样式的“博物馆”样本？显然，《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的志趣既不在发达地区农村，也不在于猎奇式的“落后”农村，而是生活着绝大多数农民的普通地区农村。在丛书作者看来，只有那些普通农村地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反映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巨变。丛书作者的志趣在于“理解80％村庄的80％现象”[2]，这是他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一贯坚持的原则。
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在全国选择了11个主要农业大省的15个村作为调查点，试图通过这些调查点的深入调查，描画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巨变。在选择调查点时，他们有意避开了特别发达的农村地区和特别传统的边疆地区，因为这些特别地区只是中国的少数，且只有少数农民生活于其中。调查地区包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农业大省，如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浙江、江苏、吉林、福建等。
不过，揭示当前中国农村的巨变，不仅仅在于选择若干合适的调查点，收集一些经验材料。要从整体上揭示中国农村的巨变，还需要有较为统一的调研和写作框架，以让不同调查点的经验材料具有可比较性。在《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那里，这落实为“村治模式”。村治模式是《丛书》作者研究农村十年来逐渐摸索出来的方法，它在经验调研中强调对各种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联系的关注，特别注重对村庄内在治理逻辑的关注。“村治模式”既是一种调研路线，也是一种写作方案，它要求调研者在调研中关注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在写作时将这种内在逻辑清晰表述出来。村治模式还是一种研究策略，通过对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制度在村庄实践的过程、机制与结果的调研，从而理解村庄本身的性质及其变化。
不同的村治模式提供了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地区会有相当不同的实践过程、机制和结果的不同解释。这样一来，在村治模式以外有了区域比较的视野。进而，在有限的点的调研基础上，结合面上统计资料，就可以较为深入地记录、把握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
二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通过村治模式的撰写，个案村庄的经验就上升到了区域和区域比较。将个案村的材料放到区域中去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区域的一般特征；从建构出来的不同区域村治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差异，找到真正构成区域村治模式的关键。这种调研路线和写作策略的重点是政策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其中有可以量化的指标和可测量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屑于关注政策和政策实践，似乎它们是政策部门关注的对象，似乎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且只能关注那些“玄之又玄”的概念和领域。这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恰恰相反，尤其在三农研究领域，正是政策和政策实践，才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行走的乡间小路有了通向社会科学大道的可能。
在社会科学大道上，研究一定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不是政策意义上的服务，而是要从中国经验出发，认识中国，揭示中国经验，并对之进行解释。从农村研究的角度，政策、制度、法律、观念在中国农村的实践过程、机制与后果，这些都是独特性的中国经验。对中国经验的有效揭示就是理论。中国的理论既是特殊的，也是一般的。特殊的，是说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就是理论，一般的，是说它最终会上升到一般，如果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效，它就是理论，这种理论可能可以用来解释巴厘岛，解释东南亚，因此它是一般的。中国理论做得好，最终一定会是一般的。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在于能否在欧美的权威期刊发表文章，而在于能够独特的中国经验作出有效解释。
具体到三农研究，社会科学至少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乡村外在条件的研究，就是乡村治理和发展得以展开的历史现实条件。二是乡村政策实践的内在机制研究，就是要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乡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等进行揭示、理解和解释。三是要对农民的生活进行研究和解释。人们的生活总是自洽的，但生活需要理论的解释。中国古代对农民的生活有所解释，那是通过儒家的经典进行的，今天需要社会科学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乡土中国》的重大贡献就在于，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揭示了儒家意识形态所规范的传统村庄生活。
行走在乡间小路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很多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空白；也越发感觉社会科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其实相当薄弱。春光明媚的三月，我在一个乡镇派出所里翻阅档案，直到世纪之交，这里的县公安局居然仍以勒令关闭营业性舞厅，来应付犯罪率的增长。起初，这让我忍俊不禁，基层干部的“素质”果然如此之低！细想开来，真的是基层干部的素质低吗？谁更有责任去揭示犯罪率背后的各种因果关系？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揭示，基层干部如何能知道犯罪率背后的各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让我陷入了对中国社会科学本质和任务的思考。难道不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做得不够吗？其实，不仅仅是犯罪率问题，学界对中国农村的很多问题都基本处于无知状态，尽管它成就了成百上千个教授职位。
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在哪里？难道因为西方有社会科学，所以我们也必须有？难道社会科学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研究者一个饭碗，让我们养活自己并自娱自乐？中国古代没有社会科学，中国社会不也好好运行了几千年！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社会变迁缓慢，因此不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而只需要几个圣人，先有周公，后有孔孟，再有董仲舒、程朱陆王，这就足以解决社会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当儒家理论遇到社会发展的难题时，圣人通过阐释经典，古为今用，就可以适应社会需求。康有为是最后一个试图作此种努力的圣人，不过他失败了。因为此时中国遇到了西方，进入了近代，跨入了一个社会科学的时代。在一个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阐释经典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现实需求，人们需要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说明和因果解释，这就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责任和贡献也在于此，它需要对当代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作出说明和因果解释，对即将遭遇的境况作出合理预测。对一种社会现象有效的解释模式，如果能用来解释其它社会现象，那就是社会科学理论。
三
然而，当前的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关注中国的政策实践和中国经验，而试图按照西方理论去纠正中国实践的逻辑，三农研究学界尤甚。诚如温铁军先生所言，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不过跨越了邯郸学步阶段，进步到学会“摸着石头过河”了。不过，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世纪学会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石头只是西方规定的新符号规则，而不按照这个标准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该怎么办？[3]这个问题十年前就提出了，但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困惑。社会科学恢复至今已有三十年，但在经世致用、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上，功绩寥寥。由于社会科学的无所作为，政府和民众只能在实践中屡屡碰壁，不停地“交学费”。
社会科学经世致用、为现代化服务，是说社会科学不是所谓“爱智慧”的游戏，它决不是用来供研究者自娱自乐，以证明他们的个人智慧，并为他们提供饭碗的岗位。社会科学经世致用、为现代化服务，并不是说要研究者为政府或资本家卖命，按照既定思路完成某种论证。那是玩弄政治阴谋，不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过，今天的社会科学中，玩弄政治阴谋的现象还颇为常见。房地产市场价格论、土地私有化论、反民主的司法独立理论等，都是明证。这些理论和“研究”不过是政治图谋的精致包装。归属于不同政治派别、依附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都只是代表他们各自依附的利益集团说话，去影响决策，那谁来从全局出发寻找中国式道路？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只服务于利益集团，从自己依附的利益出发，那谁来保证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今天，很多学者听说社会科学要经世致用、为现代化服务，就本能地拒绝，似乎这样他们就丧失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主性，就陷入了政府的学术控制之中。这真是莫大的误解，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之一也许是，一些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地将自己的理论霸权建立在对权力的抽象批判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他们用对权力的抽象批判来激起人们对社会控制的恐惧，从而掩饰自身理论的贫困。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诚如冯象先生所言，既不在于学术体制内的腐败，也不在于政府对学术的控制，而是在全球化即美国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4]由于理论译介来自西方，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处于寄生状态，依靠消费西方理论维生，无鉴别无批判地输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说、视角和立场。于是，与经济领域的世界规则一样，社会科学主流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先在美国被发现和讨论后才传到中国，中国似乎处在“文明”、“理论”和“普世价值”的边陲，美国化的学术与“理论”日渐在中国通行。社会科学进入中国，本来是出于在新的历史和世界格局下，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因为当中国遇到西方，当中国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传统通过解释儒家经典适应社会需求、经世致用的方式再难奏效。现代社会变迁日益迅速，社会问题日益复杂，这越发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科学去应对。但社会科学一旦被引入，便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场域和运作逻辑，研究的进展需要在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参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甚至以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话为目标，这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
因此，我们要对“普适”面孔的西方理论怀有警惕，警惕它们所造成的意识形态霸权。曼海姆区分过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建立在事实真相基础之上的“全面”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扭曲事实真相的“特殊”意识形态。[5]后者通过对事实和真相进行掩饰和扭曲来保有自身利益，通过不断重复而为大多数人接受，进而成为“真理”，并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中的“霸权”。这种意识形态霸权有着特定的利益基础和利益诉求，但在生活中却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接受这个“真理”时，全社会就丧失了想象力，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意识不到另外选择的可能性。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种意识形态霸权，一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普世价值”，二是利益群体的所谓中立“理论”，而这两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迷住了世人的眼睛。“普世价值”本来只是欧美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但越来越被包装成普世真理。欧美文明的演进以及欧美国家立国本来是一部弱肉强食的肮脏历史，却日益被“普世价值”包装成上帝莅临、光明普及的文明发达史。隐藏在文明史的幻象背后，“普世价值”俨然成为替代船坚炮利的新殖民武器。保障特定利益集团利益的所谓“理论”却以中立的面目出现，甚至以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面目出现，从而保有弥合社会不平等的幻象。凡此种种，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一旦社会科学研究中弥漫着意识形态的霸权，真正的问题就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非常复杂的社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批判并揭穿那些虚假的意识形态，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建构社会科学理论。倘若社会科学研究能够摆脱普世价值的束缚，摆脱利益群体的政治图谋，在呼应中华民族崛起的高度上，建构出社会科学理论，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幸事。
当前的中国农村研究早已成为“显学”，但尚未能成就普遍解释力的理论，遑论成就伟大的学术传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研究领域要么只是单纯关注政策，缺乏理论关怀；要么过快地进入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从而日渐沦为西方理论的消费场。正因此，当前农村研究的水平相当低。这与其显赫的学术热点地位极不相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的努力就显得弥足珍贵。作者们不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也不追求与西方学者对话，而是以中国农村的政策实践为中心，试图对它们给予在地的解释。他们对西方理论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西方理论只有在服务于对中国问题的解释中才有其实在的意义。这是一种坚持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立场。
无疑，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农村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在目前的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较高的地位，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准也普遍比国内的研究水准高。然而，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本身具有建构的特征，它要解决的问题与中国真正需要关注的截然不同；同时，西方的研究也有诸多未言明的前提和预设，它们在西方语境下无需言明，甚至这种语境与研究的具体问题之间无法分割。如果我们对此不加以分辨并失去应有的警惕，就会不自觉地与西方进行对话，从而丧失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成果时，我们就不能只在技术性细节展开讨论，而首先应讨论细节研究所蕴含的前提；尤其应当反对在具体细节问题上进行对话式、甚至“填空”式研究，而应该学习其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社会科学的精髓，且不被其具体研究所左右，真正做到中国社会科学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四
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应当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应当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和经验，而非任何西方“理论”，让中国社会科学经世致用，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从这种立场出发，乡间小路才可能开辟通往社会科学理论的大道。
中国是一个大国，她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着13亿多的人民，是一个转型和崛起中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验是独特的，是前所未有的，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社会科学就是要对中国的独特经验作出有效解释，从解释中国经验中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品性。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就在于，其经验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对世界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是小国所不能忽视的。也因此，大国的社会科学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就在于其是小国所无法逾越的，它构成了对小国的制约，是小国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小国往往只有通过大国才能了解自己，只有依附大国才能表达自己。当然，小国的经验并非不重要，但只有在大国的经验衬托下，在大国的社会科学话语背景下，它才是有效的。在这个意义上，经由西方社会科学观察到的巴厘岛经验对巴厘岛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而只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中才有其意义。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自我殖民化心态和学术买办化实践，使得中国经验成为证实或证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材料，这很可能使中国社会科学“巴厘岛化”。
当前世界社会科学有两大中心，一是欧洲，二是美国。基于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轨迹，欧洲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发源地；基于独特的强国路径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的中心。美国社会科学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中心，并不是因为它对欧洲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比较到位，也不是因为它以美国经验证实或证伪了欧洲社会科学理论，而是因为美国社会科学有效解释了美国经验。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非常值得中国社会科学借鉴。大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成就，在于它对本国经验的有效解释，因为大国经验本身是世界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经验和现代转型经验的大国，应当有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简而言之，中国社会科学应当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应当成就大国学术。倘若我们能在真正意义上学习西方，学习美国，就应该学习他们的大国学术风范，这样，经过社会科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三十年后，或五十年后，中国可以也应当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第三大中心！当然，我们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强度和烈度在中国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固化的，传统社会的因子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积累着现代性的势能。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是在传统社会因子得以保留的状态下，快速进入现代工业社会，遭遇现代性的猛烈冲击。中国所经历的如此之大的社会转型，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三十年的变迁可与欧美国家二百年的变迁相当。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让一代中国人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得以经历见证。中国三十年的经验现实，给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理应有信心也有决心，以建立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为念。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以“中国经验”、“本土问题意识”、“学术原创”为原则，在意识形态霸权上拨乱反正，从具体问题切入，寻求具体问题在三十年来中国经验中的准确定位，进而搭建经验与理论的有效桥梁。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当代中国后革命时代的开端，其发展之隐晦、影响之复杂，其治理的困境，连同政治伦理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化，实在是一流社会科学理论的经验材料和学术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能够对三十年来之中国经验有着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洞见，如果它们目前还难以成就一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倘若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在政治意识的高度上，把握三十年来之中国经验，不为社会现象的纷扰复杂所困惑，不为意识形态霸权所捉弄，辨伪存真，才可能无愧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既伟大又充满凶险和挑战的时代。否则，当中国社会科学建成异化之日，必是“普世价值”和所谓中立“理论”凌驾一切之始，这一代学术人注定遭后人嘲笑。
*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
[1]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本，2009年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编委会：“总序”，贺雪峰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总序第7页。
[3] 温铁军：“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天涯》2000年第3期。
[4]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读书》2008年第9期。
[5]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