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种种非诚信的现象入手，论述了如何对非诚信进行制度规制及制度规制的缺陷，从而提出还需要文化的软约束。接着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部分具有软约束非诚信的能力，最后落笔于具体如何发扬传统文化，推进诚信建设。
    在《经济观察报》上，杨小凯教授的一篇《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文章在各界掀起轩然大波。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特见解。其中，他指出，我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后起者有更大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是如果只注重技术模仿，而不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有效，在长期，它是非常有害的。例如，杨教授指出中国的企业批准制、户口制度不取消，土地不准私人买卖，银行不准私人搞，国有股不流动等这些制度不变革，中国的改革永远只能停留在表层上。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当全社会都在呼唤着一个古老的声音——诚信的时候，我们冷静下来思考，到底应该如何重建全社会的诚信呢？一般来说，制度与法制可以增加非诚信成本而履行强约束职能，舆论可以履行监督职能。但是这样还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诚信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所以诚信意识的增强更应该在全社会弘扬尚德守信的文化传统，依靠文化熏陶提高全社会民众的诚信素养。
    需要指明一点,文化包括器用、制度、行为、观念四个层面。器用是指物质生产方式、物质产品。制度是指在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国家模式、法律体系和赋税制度。行为是指社会交往中约定成俗的习惯定势，如礼俗、民俗、风俗等。观念是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是一种精神文化。本文所指的文化模式是观念层面的小文化，制度模式是大文化的一个层面的内容。
    一中国诚信现状
    诚信是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良好的诚信环境，市场经济体制无法顺利运行，更无法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都会陷入混乱，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无绪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科技有了长足发展，文学艺术也硕果累累，好一派繁荣昌盛的大同世界的景象。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人际关系的淡漠、传统诚信的落失呢？银广夏事件、st猴王、st九州事件是在我们学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时发生的，胡长清之流“呼应”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廉政建设，“虹桥”等豆腐渣工程的倒塌声更是不绝于耳，就连“衣着长袍”的王铭铭博导也趁着改革的春风在学术界大捞一把。更为可悲的是，中国的未来-大学生们，不是扛起批判的大旗，而是“以身作则”、“以身试诚”。高校图书馆被撕掉的杂志（为了不让其他人抄相同的论文），大学生论文的“网络化”，论文网的风靡一时，大学生“助学贷款”的还款低比率化，学生作弊的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等等，这些都是大学生的所作所为，而其所思所想如何呢？到底几个大学生想过我们的诚信、想过我们的传统文化呢？社会名流、普通大众暂且不说，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大学生在校尚且如此，他们成为建设者后会怎么样，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社会中这些非诚信现象，我们怨天尤人没用，关键还是在于建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优秀的诚信传统，我们现代人的任务是重建我们的诚信。
    二制度规制及其缺陷
    首先，我们要健全信用体系，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建立不守信用个人、企业的名单平台，增大非诚信企业、个人的行为成本，迫使其从个人利益的角度约束自己行为。像西方国家一样，每个人、每个组织建立一个信用库，记载每个个体、组织的信用历史，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西方国家基本上已建立起来。一个人要去应聘，组织就要查看他的信用历史，职业经理人的流动也涉及到信用。个人贷款、组织融资都要有好的信用历史。这样信用成为个人、组织的一项重要无形资产。
    而这一体系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宏观、微观层面主体进行制度安排的过程。宏观方面，国家、政府出台制度法规来规范个人、组织间的行为，例如，对个人组织来说都有“欺骗罪”、“诈骗罪”等法规来促使其诚信，银行会制定制度来规范企业的资金运动等等。就微观层面而言（例如，企业层面），企业要安排股东会、董事会、ceo经理层、员工的权责利关系以防止某一方的道德风险也就是非诚信。这一关系加上企业和外界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安排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对股东负责，ceo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而整个公司又受外界（中间机构、银行、政府、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制约。一层一层似乎很严密，中间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的监督机制似乎也发挥得不错，然而，为什么还是出现美国的安然事件呢，大股东欺骗中小股东，大股东伙同会计、审计事务等监督机构所欺骗中小股东的事件为什么还是层出不穷呢？是不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中间机构（会计所、审计所）享有超然地位、立法再严一点、企业的组织制度模式安排再缜密一点就能最终解决问题呢？在我国，许多学者一直都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可以解决我们国家企业的一切问题，并把银广厦，st猴王事件的发生都归因于我们制度模式还不健全。显然这有点绝对化了，世上哪有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呢？试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最近自己都频频暴露出如安然事件等企业欺诈现象（当然有更多的政治非诚信丑闻），我们单纯学他们的治理模式那当然是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企业诚信问题了。我们一定要拿出当年批苏联模式的勇气来全面的去看待西方的东西，该吸收的吸收，该抛弃的抛弃，该放到本国环境下改造的就应该改造后再用。
    三文化软约束的必要性
    现在似乎陷入了一个全球无诚信的困境，安然事件后全球都在探索如何进行诚信建设，我觉得西方公司治理模式出现非诚信问题应该部分归因于文化模式。一个社会制度再健全，非诚信问题还是会出现，就象中国哪个城市街道都有红绿灯，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遵守规则，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最终来说是因为一个社会诚信文化缺失。在欧美、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大家会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并不是因为不遵守就会对自己经济有什么损失，相反，那些国家公民觉得不遵守规则自己就很弱智、很愚蠢、是很招人耻笑的事。用学术语言来说，他们不会背叛这种最基本的社会文化，他们背叛这种文化的成本是很高的远不是经济成本。与此类似，对我们的诚信建设来说，如果社会能培育出一种诚信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如果哪个公民背叛这种文化而作奸犯科，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小瞧他、认为其是弱智、是心理变态，并且他从此会变的孤独无群，那么人追求归宿、被人理解、被人认同的需求会使他不背叛这种文化。
    其实，不按规则办事，不遵守规则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且，当这种表现蔚然成风，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并久而久之凝结成社会文化一部分，这时是最可怕的，因为它将歪曲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误导社会公民的行为，甚至最终颠覆整个社会。相应的，社会公民的非诚信行为其实也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如果这种行为被公民认可并久而久之凝结成社会文化，那对社会的危害就太大了，“劣行为驱逐良行为”就必然要发生。就象如果一个国家几乎人人非诚信，如果偶尔有少几个诚信者，那人们一方面觉得他们弱智，另一方面，非诚信者会把诚信者驱逐出系统。所以在此，我门就需要改良不遵守规则这一表现文化。
    综上所述，对我们的诚信建设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制度、法规建设，并尽快完善我们的信用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万万不可忽视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我们要花大力气，通过文化熏陶来软约束个人组织的行为，从而营造一个诚信的大环境。
    四传统文化进行软约束的可能性
    说到文化模式，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
    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西方文化似乎已经过了其巅峰期，并且显露出一系列弊端。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使得西方很多学者开始向东方寻找解决途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科学家李约瑟都在他们著作里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厚望。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在《儒学的复兴》一书中指出西方文化的出路在于孔夫子。总之，西方学者越来越重视东方文化。
    如果西方文化更多的是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的话，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着重解决人与人的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重视人文价值，重视人的德性培养，主张以义导利，信用为重。提倡仁道、礼义、和谐，阐扬天下一家，天人一体。
    中国的诚信，是有着千年的文化存积的。中国的儒学一直是以“诚”为中心的理论。孔子在《论语》中曾把“信”看作“吾日三省吾身”之一省，又将“信”列入“文、行、忠、信”四教之一，还将“信”当作“五德”之一。除了《论语》之外，《孟子》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这里的诚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孟子后来把诚高扬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此后的《中庸》的儒学和宋代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的儒学，都是以诚为中心的儒学。周敦颐明确的以诚作为其理论的最高范畴，他认为，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是诚的来源，“仁义礼智信”的人伦五常和一切德行都以诚为基矗王夫之也以诚作为其理论最高境界，并认为诚是“实有”。儒家的诚信，不是工具性道德，而是一种把重心放在自我修养上的心性道德，这种信用关系更具长远性和开放性。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信近于义”，讲得正是承诺的可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