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夏天，我回学校拿了那张毕业证之后，便算告别了三年的中专生活。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回到家，整天在村子里东逛西游，一点事也不想做，空虚得让人难受。
正在苦恼之际，在南方淘金回来的表兄对我说，南方的机会大一些，不如到南方去闯一闯，说不定会闯出一番事业来。就这样我便从云贵高原的贵州来到了深圳这座美丽的城市，成了千千万万打工者中的一员。然而这座美丽的城市并不欢迎像我这样一无技术、二无经验的外来工。在忙碌奔波了半个月，几乎为找不到工作而绝望时，我发现了一张令人怦然心动的招聘广告，我想也来不及多想便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位于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大厦24层e室。幸运的是，我没费任何力气就被这家“深圳市东南实业公司”聘为美工。在交了50元报名存档费、300元工作押金后，第二天我就正式成了该公司的一名员工。
上班伊始，我满怀热情满怀希望，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本职工作之中。可是过了几天，我便感到奇怪，公司经理为什么每天都让我写招聘海报？公司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来应聘，为什么总是招不够呢？经过详细了解，我才知道，原来这家公司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公司”。公司虽有正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是兴办实业，包括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但公司只有一家实体，是一家专门替别人装配功放机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人不多，就几十号人，有货做他们就是工人，没货做时他们和我同样是骗子一个。
大多数求职者都有这样一种心理：认为职介所不可*，而劳动局下属的人才市场一定不会骗人，然而恰是这样中了我们老总的圈套。十天半月我们公司就要到人才市场去招聘，由我负责写海报，老总观察着每个求职者，我们专盯着那些刚毕业的中专生或技校生，因为其它公司或厂都只要熟手而我们则专招生手。这样一来，前来面试的人就特别多，我们在问完简单的问题和看了详细的籍贯之后，便认为面试合格，叫求职者某日或某个时间到公司参加考试。（老总怕同一个地方的人一起行动，所以招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绝对没有同一个地方的。）由于考试每人必须交纳20元的试卷费和实践操作费，公司老总怕求职者认为人多录取机会少，就把每10人的考试时间错开来，这样一来使求职者误认为人少录取机会大的心理而不在乎那区区20元钱。为了赚更多的20元，公司在招工时都扩增名额，明明只需10人，但在招聘时却写要100人，而面试合格的往往有200人之多，这200人当中起码有180人来参加考试。而电子公司赚钱的巧门则更绝：要进入电子公司工作，得交200元工具保管费。交了钱后每个员工都会得到厂里从街边买回的1件／1元的劣质工具（如螺丝刀、钳等）这些工具必须保用半年，否则每损坏一件扣除10元（而事实上那些工具只要用来干活，不出一个星期保证白白丢掉10元）；公司发的厂服，必须保持干净，不干净者每次罚5元，不许破烂，否则每件厂服扣50元。（然而只要一洗，用力一搓，50元也会变成水泡）。老总从不会炒工人的鱿鱼，他会让他们帮他干活后赚了钱之后，不会带走一分钱而自己辞工离去。
这边有人走，那边又到市场去招聘。公司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赚求职者的钱。
本来，当我知道公司的内幕后，很想一走了之，然而自己交的那350元不能退回，于心不甘，再加上老总许诺每月给我1000元底薪，另外加发奖金，我挡不住这“高薪”的诱惑，1000多块啊，那可是家乡半年多的收入。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
说实在，我这人还是颇有一点小聪明的，对每项工作都能很快领悟要领，掌握实质。再加上我对美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使我如鱼得水。我做美工时，把放置室外的招聘海报设计得非常别致和独树一帜，在语言文字上也下了很大功夫，经过精心策划的广告颇具鼓动性和诱惑力，这使得公司的“业务量”有了大幅度增加。
美工做了两个月，老总就将我提升为“业务主任”，主要负责公司的广告策划和对员工的管理。为了报答老总的“知遇之恩”，我对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知道公司要想赚更多的钱，就必须经常去人才市场招工，去人才市场多了也会让人怀疑，所以我就让一些员工去派单，派单其实就是上街派发广告。给他们划分责任区域，落实工作责任，规定行走路线，将公司的效益和他们的工资待遇挂钩考核，一周结一次工资，提高派单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其实，这些派单所做的工作都是非法的，每天都与城管、环卫、治安、警察捉迷藏、打游击，将非法印制的招聘广告单到处张贴，市内的“社会招聘广告栏”，是我们公司派单员必先光顾的地方，有缝就塞，有空就贴。为了更有效地把广告贴在大街上而又不被警察捉到，我让派单员在晚上或凌晨5点出去贴，因为这时警察或城管都不在意。而白天就让他们用记号笔在一些公用的地方，（如厕所，公用电话亭）写上“招工请电95958——×××××”的字样，用记号笔写在墙上的字是很难抹掉的。招聘的海报也由开始的“公司招聘”变为“公司直招”；海报也从深圳市区扩展到宝安，龙岗等地。在我的管理下，派单员的派单效果大大地增强，被广告蒙骗前来应聘的人员呈几何级增长，公司的“经济效益”也不言而喻了。
老总很赏识我的“才能”，今年九月便将我提升为公司“经理”。然而，只有我才清楚这个“经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只不过是老总攥在手中的“挡箭牌”，是老总可以用来为他赚钱的一台机器。
刚做经理，我就碰上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差一点下不了台阶。
当时，是一名叫陈洪辉的到我们的公司来应聘保安，前台小姐收了他50元报名费，让他填好《应聘登记表》后交给我处理。我“审阅”了一下他的身份证、退伍证和应聘材料，再故作严谨地量了量他的身高，验了验他的体格，然后说他的条件相当不错，公司决定录用，但上班前必须办理好入职手续，需交纳证件费、服装费、工作保证金共计1500元，交费后即可上班。张洪辉没有表示任何疑惑，很爽快地把钱交给了我，我收下了他的钱，马上就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让他到“分公司”去报到上班。这所谓的“分公司”，实际上是另一家“皮包公司”，在深圳，许多家“皮包公司”、“骗子公司”都是互有联系的，招聘的人员互相安排，共同应付，采用的都是“一哄、二骗、三拖、四推、五恐吓”的手段。当然，我们有时候也跟一些效益相当差的工厂、公司勾结，让人家看出我们是一家拥有众多工厂、公司的大集团实业公司。
然而，在安排张洪到“分公司”报到时，我忘记了先给对方打个电话，说明情况，让对方有所准备。以至于他到“分公司”报到时，“分公司”经理竟然说出了和我截然不同的话。张洪辉很快就意识到受骗上当了，立即回来找我退款，到手的钱我当然不会轻易地退回给他，于是找了很多理由和借口推搪。张洪辉与我纠缠了好大一阵，见没有退款的希望，便骂骂咧咧地走了。正当我还在暗自庆幸他真好“打发”时，没想到他却领着三名警察来到我的办公室。警察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后，督促我全部退还张洪辉所交的费用，还叫我跟他们去派出所。我有些慌神，老总在办公室外边得知消息后，就立即请一位与派出所关系非同一般的朋友前来帮忙，和警察作详尽而细致的解释，警察这才“高抬贵手”放了我一马。
满以为老总会因此而炒我鱿鱼，但没想到老总不仅没炒我，而且连指责的话也没说上一句。而是吩咐我以后多想办法，多加小心，并耐心地向我传授了许多“高招妙计”。我才知道，做一名“骗子公司”的经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一旦有求职者发觉受骗上当找你退款，找你赔偿损失，你必须事先有通盘的考虑，事先想好应对的办法，否则，稍有不慎，麻烦事就多着呢！
从此，我吸取了很多教训，做事比以前细致、周密多了，在骗人的方法和技巧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偶尔，我也能达到老总所说的那种“最高境界”——把人家的钱骗了，还要人家对你说声：谢谢！
十月中旬，一位刚从内地来深圳的四川人刘爱华到我们公司应聘“公关先生”，前台接待小姐将这种“特殊职业”闪烁其辞地作了一大番介绍，基本上把他说动了心，他也极想尝试一下这“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就是不愿先交那1000元的“入场管理费”。眼看到嘴的“肥肉”溜了，老总于心不甘，又示意我再跟他“谈谈”。
等到刘爱华从办公室出来，我马上用四川话跟他套近乎：老乡，情况怎样？不知是乡音打动了他还是其它原因，他几乎未加考虑就跟我一同进了经理室。从刚才他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他很精明，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入套”的角色，所以先根本不谈他应聘工作的事，而是先聊家乡的情况，（因为云贵川都统称为一家人，所以我叫他老乡，他一点儿也不反对）然后很真诚地很关心地对他说，初来深圳一定要多加小心，这里骗人的陷阱很多，稍不注意就会掉进去。获取他的信任后，他也毫不隐瞒地向我吐露了他的情况：他带了5000多块钱跑到深圳，一是为了躲债，二是想找一份工作，争取在短时间内挣一笔钱回家还债。我对他说，在深圳做“公关先生”确实挣钱，但需要有好的形象，好的气质，好的运气，因此此“公关”非彼“公关”。然后，我又给他编了几个“某某公关先生被富婆包起来，一月能挣二万元的小费”的故事，说得他心旌摇荡，点头称是。见时机成熟，我便直奔主题：“如果你真能够放下思想包袱，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做公关先生，我可以关照你，安排你到市内最有名的××酒店。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档次高，富婆多，挣钱特别容易。不过，这里入场管理费挺高，须一次性交纳全年的管理费5000元。”见他面露难色，我立即补充道：“你刚到深圳，带的钱不多，要你一下子交5000元肯定有困难。作为老乡，我可以帮你。那间酒店的公关部经理跟我关系不错，我可以和他通融一下，让你先交40%，剩下的60%以后再交。”他说了几声谢谢，然后问我：“刚才前台小姐不是说入场管理费1000元吗？”我答：“没错，1000元也行，但不是安排这家酒店，而是×××夜总会，那里生意不好，可能十天半月坐不上台，而且小费特别低。挣不了钱，就是交上1000块钱入场管理费你也不划算。”刘爱华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我相信你，听你的！”说完便掏出2000块钱交给我，并另外给我100元“小意思”让我“多多关照”。我也表现得非常“够意思”，马上打通××酒店经理袁××的手机，虚情假意在袁××的面前为刘爱华说了一大堆好话。其实，袁××并非公关部经理，他只不过是与××酒店一个经理很熟络，经常进出酒店较方便而已，我与他纯粹是唱“双簧”，事成之后，公司要与他四六分成的。
刘爱华被袁某带走后大约一个星期，打电话告诉我，这家夜总会档次太高，富婆虽多但他一个也没“抠”上，他也没有了信心，让我重新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我说，你就干脆学桑拿按摩吧，学会以后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千块钱。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刘爱华便来到我办公室，交给我1000块钱，我二话没说，立即找来一位“业务员”将他送到桑拿中心去。至于他到桑拿中心能学到什么名堂，能不能上岗，那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桑拿中心会“搞掂”的，因为这家桑拿中心是我们的“友好单位”，很早就串通好了。
干骗人的勾当，我自己也觉得很不道德，良心上常常过不去，但似乎又总能为自己开脱。按老板的逻辑：对刚来深圳的人，你不骗他，别人就可能要骗他，与其被别人痛宰他，不如我们少骗他一点，让他花钱买教训，免得以后再受骗；对于在深圳已打了几年工又跳槽的，我们骗他，是让他“交学费买乖”，让他知道珍惜已有的工作；对于那些想走“捷径”赚大钱的，我们骗他是让他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我们骗他们其实是在帮他们。按照我自己的逻辑：我本质不坏，骗人是逼不得已，是为了自己生存。给老板打工，就要为老板负责，老板安排我做的事，我就应该做好；骗人能够给自己增长见识，能够锻炼思维与口才……
骗人骗多了，心里觉得不踏实。我常常在晚上做噩梦，梦见被那些受骗者追杀，梦见被公安人员追捕……我几次想跳出泥潭，但关键时刻下不了决心，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冼手不干”的是一位年仅18岁的惠州女孩阿英。
阿英去年七月才高中毕业，10月底在母亲陪同下到我们公司应聘文员，我骗了她350元存档费、保证金后，把她安排到电子公司做文员。电子公司拖了她一个星期又把她安排到另一家“分公司”，另一家“分公司”拖了她几天再将她安排到“总公司”……就这样“分公司”“总公司”像踢足球一样将她踢来踢去，一个多月时间也没有找到一项实际的工作，反让她白白花去了几百块的车旅费。12月初，她找到我要求退款，我以她“不服从公司安排、自愿放弃应聘职位”为由，只退还她30％的工作保证金。
阿英流着伤心的眼泪离开我办公室时，留给我一份报纸，当时我并未在意，等她走后打开一看，才感受到内心的震动。这是份《南方都市报》，百姓周刊上刊载了两个骗子撰写的忏悔文章，一篇叫《招工内幕——合法工厂告招工赚钱》，另一篇叫《放下屠刀》。阿英在两篇文章的空白处写下了很多旁注：
如果当初我读了这样的文章，就不会掉进骗子精心设下的圈套了。父母给我的血汗钱，被我不明不白地葬送到“狼”的口中。我感到最悲哀的是，一走出校门就被骗子所骗，让我首先看到了社会悲哀、丑陋的一面。
无耻的骗子们给社会文明蒙上了一层黑纱，玷污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你们终将受到大众的谴责，良心的谴责。
骗子最终会得到什么报应？被雷劈死？被车撞死？五马分尸，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有可能！总之，是骗子就会一辈子不得安宁……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向老总交了一份辞职报告。老总没有过多地追问理由，只是让我再坚持上几天班，12月15日晚上给我结算工资。15日傍晚，老总将公司的营业收入进腰包后，就再也不见他的踪影，打他手机，关机。call机也停机。我赶紧到他办公室一看，发现挂在墙上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不见了，我预感到情况不妙……
我惊出一身冷汗，什么东西也不敢带，偷偷地溜出公司大门，逃到远离市区的一位朋友处躲藏起来。第二天，我让朋友去打听情况，朋友回来告诉我，老总跑了，众多的求职者在公司大门外闹事，公司也被司法机关查封了……
真没想到，死心塌地为老总骗取昧心钱，最终连我也一同被老总骗了。几千元工资没拿到不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更不敢在外抛头露面找工作。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骗子打工仔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