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不识“abc”的农民却做起了动辄百万美元计的外贸跨国生意。外商川流不息飞来签约

   这是一种奇特的商业盈利模式，利润来自于觥筹交错之间，来自于酒酣耳热之时
 
海口警方的网在悄悄收紧，“跨国红包公司”六七个经理在散发着马桶臭气的房间里悉数落网

   “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3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经常爆发出猛烈的争吵。公司里的几个“经理”，时不时就跟一位“王主任”吵上一架。他们从办公室吵到走廊，有时候甚至会吵到厕所。对峙双方往往脖子上青筋暴起，唾沫星子乱飞。
他们吵架时用的是方言，在公司里担任兼职翻译的吴琳听不懂，“有点像唱歌呢”。尽管没多久她就习惯了公司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但吴琳难免困惑：他们吵什么呢？——没有人告诉过她。

   直到公司的头头脑脑们被海口警方逮捕，吴琳才明了他们吵架的真正原因。警方的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是一家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是一家“专门诈骗外国公司”的公司。

   吴琳想想，觉得有道理，正规国际贸易公司的人肯定不这么爱吵架吧。但转念一想，这公司从来都是成百上千万地向国外公司订购货品，应该是往外掏钱才是。这些人骗个什么劲头呢？

   这正是“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的奇特之处，它骗的是外国客商的“红包”。更让吴琳想不到的是，自己也掉进了这家“跨国红包公司”的陷阱当中。

   尴尬的翻译工作
   吴琳是一个相当文静的大四女孩，涉世不深，心地善良。今年4月30日，她到“信企实业”面试兼职翻译。这是她第一份公司兼职，面试前心里还砰砰打鼓。公司一位自称陕西人的办公室王主任接待了她：“不用面试了。一个月一千块，你今天就可以上班了。”

   随后，吴琳被领到了另一间办公室。她工作的桌子上，插着一个巴掌大小的国旗党旗，摆放着一个小地球仪。公司简单得让她吃惊，自己用的一个装着windows98系统的破电脑速度慢不说，还坏过几次。

   在这里，她将为李经理工作，专门到网上找国外生产t恤衫厂商的联系方式。

   上班第一天，她就找到了韩国汉城的一家公司。李经理让她给这家韩国公司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可以生产t恤衫。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双方开始了更多的远程业务往来。

   过了几天，韩国方面的裴女士询问信企实业公司的性质，吴琳专门请示李经理。李经理对她说：我们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正处于改制转型期，现在依然是国家控股，总部设在北京，在越南也有生产厂。

   跨国生意看来并不好做。之后的20天，李经理不断让吴琳催韩国方面，发电子邮件、打电话、发传真，让对方寄样品。收到后在规格、尺寸、颜色和合同方面，双方商讨了好多回合，终于敲定了合同细节。李经理通过吴琳，告诉韩国方面：信企实业老总马上要出国，要尽快过来签约，否则夜长梦多。

   渐渐地，吴琳逐渐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难度。除了关于纺织品方面的术语，比如色板、用料等较难翻译，更重要的是，有些事情她做起来觉得尴尬。

   第一次是关于“回扣”一词的翻译。韩国方面负责生产20万件t恤，本来双方商定的价格是每件3美元5美分。但李经理表示，需要再加10美分作为自己的回扣。吴琳琢磨了一会，觉得“回扣”翻译成英文“佣金”比较合适。

   第二次的尴尬发生在5月20日。李经理一字一句地跟吴琳交代业务：“你就跟那边说，来海口签约吧。事成之后，要请客，要给公司的老总送礼。一定跟她暗示一下，在中国这边办事要请客送礼。说得要委婉。”

   左思右想，她后来琢磨出这样一个版本：“签约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经理和老总参加一个酒会。你可以给他们一些礼物，因为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点极其重要。希望你能理解这里的规则。”

   韩国方面回电子邮件咨询，给你们经理送些什么好呢？李经理授意吴琳：“烟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您这样一位女士带很多东西不方便，到我们这边再买就行了。”

   这些信发出之后，吴琳觉得脸红惭愧，后来还为此专门发信给韩国的裴女士。反倒是裴女士安慰她：“全世界都这样，送点小礼物以表诚意。我已经准备了几小盒高丽参，祝经理们身体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5月23日，裴女士飞赴海口，准备与海南信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总计63万美金的合约。

   当着裴女士的面，吴琳遭遇了更大的尴尬。

   觥筹交错中的利润
   就在裴女士来海口与“信企实业”签约的5月24日，在泰国曼谷一家公司工作的黄先生，到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他怀疑自己这个讲中文、了解国内情况的地道海口人，在海口被一家叫“信企实业”的公司给骗了。

   之前，他到海南省工商局查证过，“信企实业”确实存在，但登记的是私营公司，而不是事前洽谈业务时说的“国有大型改制企业”，注册资金也只有100万元，根本没有办法履行向泰国公司订购上百万美元的二极管合同。

   就在黄先生报案的时候，这天11点半，“信企实业”几个经理，已与韩国的裴女士签了约。他们一起来到一家高档酒楼，参加事先约定的“酒会”。饭局进行到一半，“李经理”让吴琳把裴女士叫出来：“事情成了，要给公司来的四个相关主管送礼啊！每人送6瓶五粮液、6条中华烟吧！六六大顺啊！”

   这个“六六大顺”比较难翻，吴琳灵机一动，“在中国，六代表运气”。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老王趁机插话了。“我觉得给总经理应该多送点，毕竟大领导啊！这样吧，十全十美，十条烟十瓶酒吧！”

   刚刚过了“六六大顺”这一关，“十全十美”这一关又摆在吴琳面前。不安中，她干脆直译成：“在中国，十代表着完美。”裴女士仓促中没有反对。

   泰国的黄先生和韩国的裴女士，都与“信企实业”做生意，吃饭也是在同一家海鲜酒店。不同的是，黄先生是男的，因而觥筹交错中喝了不少酒。

   值班的支队警察杨春山听黄先生一说，心里明白了八九成，初步断定这是“皮包公司升级版”。去年11月，海口警方破获过一起类似的案件，有了经验。

   随后黄先生所说的事，果然不出警方所料，“签约后要给领导送礼”。为了给到场的几个“领导”送礼，黄先生付出的吃饭、烟酒和现金红包等费用，接近两万元。

   裴女士正重复着黄先生三天前的经历。她用信用卡结了烟酒的费用，单子打出来一看，她跟吴琳面面相觑：总共37000多人民币！吴琳向记者回忆：“当时裴女士的脸马上就黑下来了，但也没多说。我当时一下子蒙了，怎么这么多啊！”

   饭局的单也要由裴女士来埋，1300多元。饭后，李经理提出陪裴女士到明珠广场走走。中间，李经理接了一个电话后，匆忙通过吴琳向裴女士说：“对了，还有一个‘外汇局长’没照顾到，这个人得罪不起啊。”

   最后，“李经理”主张为“外汇局长”奉上一条金项链和一个金坠子以表心意，为此裴女士又付了12000多元。

   回到酒店后，裴女士曾反复要求信企公司的任何一个经理出面，签一个文件，以证明这些礼金的存在。但是经理们对此置之不理。第一次陪客户吃饭的吴琳，对裴女士付出5万多元钱深感奇怪和不安。她对记者说：“每次陪同翻译时，我都心惊肉跳。”5月25日上午，有“经理”又叫她陪同接待一个外国客户。在吴琳的善意提醒下，外国客商向“经理”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请客吃饭就签，请客吃饭就不签。

   这次，“经理们”一无所获。

   这时候，“信企实业”已在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监控之下，为了尽数逮捕犯罪嫌疑人，5月25日中午，警方在华信路某商业楼下蹲点，尾随“王主任”，来到一个招待所后继续跟踪。

   晚上，“王主任”正穿着大短裤、光着膀子闲逛的时候，干警们利落地将其抓获。随后，其他六七个“经理”，也都在三间散发着马桶臭气的廉价房间里尽数落网。

   摆摊农民的“跨国生意”
   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一单合同。它是一家典型的“皮包公司的新品种”，自称国有转制企业，从而骗取国外公司的“红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包公司”本身、跨国合同和饭局，诸如此类的细节，是由一群农民精心演绎的，而且，“王主任”还经营过另一家同样的公司。

   真正老板是“办公室王主任”，王毅，初中文化，河南安阳张庄村人。在河南老家的时候，从没有人给他送过礼。显然，这个43岁的老农并非这种诈骗模式的发明者，他听不少老乡说过“开公司可以发财”。而他雇来的六七个“经理，”全部是老乡。他们大都摆过地摊、干过夜市，不怎么懂上网，也不懂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财有道”。

   “王主任”明令“经理们”统一口径，国内的公司一律不要，专门联系外国公司。公司对国外统一宣称“大型转制国企”，原因在于“国企才用送礼”。为此他专门去小文具店，以每个12块钱的价格，买来几个小型的国旗模型，摆在每个办公桌上。

   依照约定，“公司”运营的所有费用，诸如办经营许可证、房租，办公场地和设备，甚至与外国公司联系的ip电话卡，都由王毅承担。下边的“经理”专门负责联系外商，谁成功拉到一笔“红包”，王毅与之平分。

   除了“经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能上网、懂外语的翻译，专门负责与外国公司联系。像吴琳一样，他们大都是在读大学生，也是受骗者。

   “王主任”甚至通过海南大学外语学院学工部，郑重其事地举行面试会，招来了四五个学生。但这些同学无法忍受公司里吵架的强度和频率，走了。

   把外商骗到海南来签约，首当其冲要有一个漂亮的合同。

   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是国外的公司，只要有东西卖，“经理们”都会感兴趣。购买的东西也形形色色，甚至喇叭、渔网，价格上不“斤斤计较”。发给国外公司的“合同”是经过反复修订的，“经理”一般会根据对方的要求来修订合同，之前让对方发样品，并假意提出多种修改意见。“李经理”经常穿的黄色衣服，就是国外公司寄过来的样品。 
   最后的订单往往数额巨大，动辄数十万美元乃至上百万。事实上，产品价格和数额完全来自相关“经理”的想象力，发给一位印度客户上千万元的合同，就是只有小学文化的“经理”随口说出来的。

   在海口市的看守所里，“王主任”承认，他经常劝那些“经理们”少打些国际长途，或者在见外商的饭局上少喝点酒，但往往招致痛骂。“经理们”痛骂他“对业务狗屁不懂”。对此，“王主任”火冒三丈，吵架根源在此。

   但见外商的时候，他们又会和睦相处，一律西装革履，摇身一变为昂首挺胸的“办公室主任”、“经济师”或者“总经理”。其中“总经理”的扮演者十之八九是史某某，因为他“大腹便便，有派头，像老板”。每出演一次，得到的酬劳是100元，加一盒中华烟，还有一顿好酒好菜。

   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把外国客户拉到饭桌上来。事先，王毅已经和一家海鲜饭店沟通好：“外国公司来和我们谈生意，要给我们的领导送礼。送现金不方便，对吧？咱们彼此行个方便。”每次，饭店得到的是饭局的利润，外加4.5%的烟酒刷卡费。

   大戏的高潮发生在饭局上，王毅自导自演的时刻来了。王毅总结说，第一单买卖骗的是马来西亚客户，“当时自己心里没底，很怕，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3万的红包。后来就不怕了。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规矩。”此后，他还学会了一句英文“cheers(干杯)”。

   首先设下的是“酒关”。这些“经理们”面带微笑，轮番猛灌一番，庆祝签约成功。几个回合下来，见外国客商已是酒过三巡，就带其到酒店前台，由王毅察言观色，决定购买烟酒的数量。

   韩国的裴女士，因为性别的原因躲过了“酒关”这一劫，但却没有躲过“刷卡关”。而一位外商事后承认，自己付出红包的原因“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在这两关上，两个印度人挺住了，一人十多瓶啤酒依然不倒。本来已经刷了4万多，但马上觉得不对，把没有签字的信用卡单据撕毁了，转身对“王主任”说：“我回印度商量商量再说吧。”

   为了获取更多的“红包”，王毅等无所不用其极。裴女士带来的几盒高丽参被“李经理”要走了；一位泰国客商的不少泰铢被“留做纪念”了；而且，“经理”和“主任”经常是一边对外国客商说“来，我帮你刷卡吧”，一边抢过对方手中的信用卡，自己操作。“红包”当然越多越好，来者不拒，他们甚至掏空了好几个外国客商的钱包。

   等外商刷卡后被“业务经理”领走，“王主任”等留在饭桌上，将剩下的饭菜一扫而光。

   事实表明，他们所获颇丰：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公司业务代表来到海口，签约下总额达上亿的“合同”后，总共掏给他们数十万元的“红包”。

   “跨国红包公司”的升级换代
   针对这一新的犯罪动向，海口警方做了分析：类似“跨国红包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频繁更换电话、经营许可证和办公地点。

   迄今为止，海口警方共捣毁“红包公司”三家。巧合的是，这三家公司从涉案金额、受害国家和业务范围来看，似乎可以视为同一家“红包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三个阶段。就此，一个干警开玩笑说：“不知道皮包公司往下怎么发展，不会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吧。”

   去年11月，海口警方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报案。

   到今年6月初，海口警方发现的“华顶实业”，这家公司租用了海口龙华路某商业楼整整一层，十几个房间的办公桌上，都摆着小国旗。警方查封后的三天里，依然不断有意大利、美国、新西兰、日本的外国客户从国外赶来，找“华顶实业”洽谈业务。

   记者找到了不同时期曾在“华顶实业”打过工的大学生们。综合他们的叙述，“华顶实业”的规模可见一斑：4月，“华顶实业”有人宣称公司半个月利润40多万；不同的办公室里，英文、韩语、日文版的传真件随处可见；公司里的xo、高级烟酒和数码产品等“可以开一个高档超市”；十几名翻译三班倒，不间断地与世界各地客户联系。

   由于受到种种方式的蒙蔽，他们还不知道这家公司为何被查封。工作了不久的周庆同学告诉记者，公司被查封后，他们几位同学曾聚在一起讨论过，“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呢？听说他们在湖北、云南也都开过这样的公司，怎么生存啊？”讨论的结果，大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红包”上去。

   不了解个中奥秘的人大有人在。听了记者的描述后，一位社会学家惊奇之下感叹：“真是一场大戏啊。演给外国人看，更演给我们中国人看。”

   误入戏中的吴琳，从刑侦支队的干警那里，了解了“信企实业”的内幕，6月8日下午，将要大学毕业的她，在记者面前长久沉默后说：“心里始终有一种郁闷无从表达。社会真是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