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商誉是一种无形财产，商誉权属于知识产权法律范畴。我国当前法律对商誉权的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零星的规定既单溥又缺乏可操作性，学界对商誉权又存在诸多模糊认识。作者认为应在基本法民法中的知识产权章节确定商誉权的内容，同时应制定一部单行的《商誉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树立超前意识，加大对商誉权的保护力度，在适用法律时，可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的同时，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和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
[关 键 词] 商誉和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构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我国首次将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纳入刑法保护的视野，不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先进性，它为保护法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关于法人的商誉权却鲜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法通则》关于保护法人名誉权等规定已不足于或完全不能涵盖商誉权的内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之规定亦显得异常的单薄，学界关于商誉权性质归属的激烈争论又显得多么的可笑。如此状况完全不适用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严峻任务与使命，不利于中国经济与法律与国际接轨。而现实中法人商誉权频频遭不法侵害却苦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让我们不得不沉重地将目光投向如此一个命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
一、商誉的无形财产性及其信息化，完美性和创造性特征决定商誉权的知识产权法律属性。
商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其在工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商誉享有专有利益而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商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为法学界认同，但该项权利它究竟属于知识产权还是其他却存在诸多争议。有人认为其属于人格权，也有人认为应将商誉权看作一种复合权，兼具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双重属性。笔者认为，只要对商誉稍作考究，并从国际法角度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商誉权应归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一）关于商誉的一般性考究
商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示的是一种商业信誉，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它们的生产、流通和与此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反映社会对其生产、产品、销售、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
由于商誉本身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评价，反映的是商誉主体的总体商业形象，决定了商誉表现形态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顾客的接触方式和程度不同，商誉可分为：〈1〉内在的表现形态。主要是指商誉主体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方式的优劣，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商誉好坏的根源所在，只有建立在良好的经营管理之上的商誉才是良好稳定的，这种经营管理是一种内部行为，与顾客的接触是间接的，常常通过商誉的外在表现形态来反映。〈2〉外在的表现形态。相对于内在的表现形态来说，它与顾客的接触比较直接，透明度高。商誉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商业道德；第二，商业质量；第三，服务质量；第四，资信；第五，价格。〈3〉与商品生产流通有直接联系的表现形态。这种关系往往是生产流通的前提或必然后果，或者是伴随生产流通而产生的，或者是一种信息传递，比较典型的是广告宣传，因为商誉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所以利用广告宣传来建立商誉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所以利用广告宣传来建立商誉也是可行的。
商誉的表现形态一般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处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共同反映和影响商誉。
对于商誉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认识：〈1〉从存在形态看，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不占据空间而且难于控制，容易为他人获知。良好的商誉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商誉主体就会努力扩大影响范围；不良的商誉，商誉主体就会尽量缩小影响范围。但是，这种控制往往很难，因为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其流向和强度是难以控制的，这是商誉的实质——一种社会评价所决定的，这也是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的原因。〈2〉从表现形态看，良好的商誉具有完美性和创造性，良好的商誉能博采众家之长，经过提炼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完美形象，这种完美性和创造性正是商誉主体创利获益的关键所在。〈3〉从使用价值的实现来看，商誉的效益必须通过中间媒介，一般的物质商品从商店买来后就可直接用于生产或生活，使用价值的实现立即完成，而商誉仅仅是存在于商誉主体和顾客之间的一种信息，是促进他们进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使用价值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经济行为并用货币形式来实现。〈4〉从商誉的本体看，它是一种综合的抽象，商誉作为财产是商誉主体整体素质的反映，必须依附于商誉主体，是离开了具体生产流通行为的综合抽象，这与具体的买卖合同行为不同。当然，在客观上，具体的买卖行为会对抽象的商誉产生影响。①
（二）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
商誉作为商法人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已深化为具有价值形态的财产利益，因而从表现为一般人身利益的名誉中分离出来，并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这是因为：〈1〉财产的本质在于能带来一定的利益，可通过转让等形式来实现其价值，不在于是否具有实体的形态。〈2〉从商誉的产生看，创造良好的商誉需要比社会平均劳动量更多的劳动。这种超额劳动的实质是财产，它通过生产或经营过程以超额利润的货币形式流回生产者或经营者。这种超额利润就是商誉价值的体现。〈3〉从创造商誉的营利目的看，商誉主体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刻意创造商誉，就在于良好的商誉能创造比同行更多的利润。〈4〉从侵害商誉给予财产赔偿来看，商誉也是一种财产。
商誉权是财产权，已为经济界、法律界的相关文件所肯定。在国际会计界，无形决资产作为虚拟的、无实体形态的资产，其范围即包括传统的知识产权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其他无形财产权，如特许经营权、商誉权。②在国际多边投资协议中，商誉与版权、专利、商标都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资产形式。③这说明商誉权的财产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商誉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
从权利本体内容来看，商誉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人身性表明商誉与主体相联系而存在，是企业特使人格形象的表现；财产性说明商誉区别于一般名誉与荣誉，具有相当的财产意义。从权利实体的产生来看，商誉的形成在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服务态度、技术创新、员工素质、商业文化、管理经验等方面所形成的良好能力，并由此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通认可和积极评价。这种经营管理中的资信，有些属于人的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但多数却是来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可见，智力成果不是知识产权的唯一保护对象。换言之，将商誉权归类于知识产权，关键在于其无形财产权属性，或者说商誉的非物质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商誉权符合知识产权的固有特征。这也符合《建立知识产权组织规定》的“知识产权包括……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他智力活动而产生的权利，”从内容上说，商誉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内容，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相似。从国外的实践和立法看，他们把专利、商标商号和商誉所享有的独立权利，称为工业产权。④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双边互保投资协定也承认商誉权是知识产权。比如，我国与法国的《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984年5月 30日〉规定，“投资”系指依据在其领土和海域内接受投资的缔约上方的法律用于投资的各种财产，尤其是：……〈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利技术，工艺流程，商号和商誉。
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具有客体非物质性的本质特征，但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传统知识产权相比较而言，该项权利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
1、非确定的地域性。商誉权虽为知识产权之一种，但其取得无须通过申请登记、授予等法定程序，其效力并不具有严格的领土性。商誉权虽不具有一国地域性的特征，但其效力范围可从两个方面来确定：一是其企业在后者有效登记地域范围内享有独占利益，即商誉权在特定企业所属的行政区域或行业内受到保护；二是在商誉权发生影响并受到侵犯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排他效力，即商誉主体在任何地方合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建立起商誉，遇有该商誉受到诋毁时都可以行使禁止权。
2、非法定的时间性。商誉权具有一般人格权的某种属性，即与特定主体相联系而存在，因此该项权利无法律限定的保护期间，即不具有一般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一般说来，商誉权与特定企业共存亡，只要企业存在，其商誉权就会继续存在。但在有的情况下，虽出现企业法人终止，但企业的商誉并不会立即随之消灭。当然，在这段时间内，商誉将因主体缺位而不能成其为权利，而只能作为一种自然状态存在。在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始终处于不断的优劣变化的循环之中，它既不象物质产品那样具有最终形态性，也不象技术产品那样因申请保护加以固定化。因此，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不同，其保护范围无法基于客体的表现形式（作品）、技术特征（专利）或标记构成（商标）来加以确定。诚然，商誉权“在一般的合理长的时间内仍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也可以通过专门的评估机构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加以量化。需注意的是，在评估前，未量化的商誉权始终存在并受法律保护。”⑤
二、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
在商誉权的国际保护领域，目前相关国际公约主要是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对商誉权进行规定，并将其纳人到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0条之2列举了三种特别应予以禁止的行为包括“在经营商业中，具有损害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商誉性质的虚伪说法”。1967年签订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何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该公约虽未作出解释，但1993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示范法草案》第5条以巴黎公约的相关条款为依据，规定了诋毁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凡在工商活动中损害或可能损害他人企业或其活动，尤其是对该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誉的虚伪或不正当的说法，应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商业混淆行为一样，这种损害商誉的做法可以出现在比较广告之中、产品促销活动之中，也可以发生在工商活动中，例如与分包或供应商有关的活动当中。但是与混淆行为不同的是，典型的误导混淆行为是关于某人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说法，为使消费者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产生虚伪的印象，而并不直接针对竞争对手。损害商誉的行为则是直接针对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或其他工商业活动。从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来看，归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反不正当竞争权主要是一种禁止权，即是排除他人不正当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包括侵害商誉）的一种权利。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对象的商誉权，应是具有财产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因此立法者主张给予类似物权的保护。
关于商誉的无形财产性质及其法律保护，在我国首先是通过国际间的双边条约加以确认的。1982年我国与瑞典签订的《关于互相保护投资的协定》规定，“投资”应包括缔约的一方投资者在缔约的另一方境内，依照法律和规章用于投资的各种形式的资产，尤其是版权、工业产权、工艺流程、商号和商誉。1984年我国与法国签订的《关于互相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对“投资范围的解释亦将商誉包括在内。”以法律形式确定企业法人信誉的相关制度首推1986年《民法通则》，该法第5章“ 人身权”一节中专门规定了法人名誉权、荣誉权。该类规定将上述权利归类于非财产权，这与发生在工商业活动中的商誉权有很大差别。因此，仅仅以法人名誉权制度来代替商誉权的专门保护是不够的。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出发，对侵害商誉权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制。该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这一规定为我国保护商誉权，制裁侵害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文件还从资产或产权的角度肯定了商誉权的性质和地位。1992年财政部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37条确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商誉等。”同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两个规范性文件都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但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这说明，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一样，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单独地进行资产评估并以确定的资产值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的权利形态属于无形财产权的范畴。
虽然我国的商誉权保护制度已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得以确立，但这些规范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许多规范过于粗疏而缺乏可操作性，从而显得既零散又无系统性。如此状况已无法适应时代对法制的要求。
三、关于建构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设想
参考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与国外立法，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维护市场良好秩序的需要出发，建构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应分如下二步进行：
首先，在制定《民法典》时，在知识产权章节中规定商誉权的内容，从基本法的角度给人们一个初步的印象，增强和培养商誉权方面的法律意识。如果现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尚不成熟的话，至少也应修改现有的《民法通则》，在其中知识产权这一节中增加商誉权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根据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则，商誉权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具体无形财产，其法律地位必须由民法予以确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确认商誉权，仅仅从法人人格权中推导出商誉权并将这种权利归类于非财产权，这一立法缺陷应予修正。
其次，应制定一部单行的《商誉法》。单行商誉法主要包括下面的内容：商誉的取得、评估、投资、转让、合并、管理、侵权责任等。当然，制定单行法时，要综合考虑并协调好其与民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对商誉权的保护大抵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即对侵害商誉的行为，或确认为侵害法人人格权的行为，或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间接保护方式不是完备的独立的权利保护制度，且特别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细则性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有不便。制定单行商誉法就是将现有法律的间接保护方式，改为直接保护的法律方式。
这样一来，我国就形成了商誉权保护的立体法律网络体系，即从民法典（基本法）到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特别法）等不同层面对商誉权保护问题作出规定。
四、关于当前商誉权的司法保护问题
商誉的实质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它直接关系到他人对该生产者、经营者的信任程度，关系到其民事权利的得失。商誉主体在事实上能否与他人发生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它的商誉起着很大作用。如果它的社会评价受到歪曲，就会对其在民事交往或其它社会活动中产生不利的甚至可能导致破产的影响，商誉权就是商誉主体依法享有的商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商誉的保护通过商誉权的行使来实现。在基本法未修改，单行商誉法未制定之前，对商誉权如何进行司法保护成了时下非常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司法机关一方面应加大刑事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树立超前意识，按民事法律相关精神和原则进行执法，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商誉权，制裁不法行为。
（一）商誉侵权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构成商誉侵权必须同时符合如下四个要件：
1、主观上有过错。侵害商誉权的行为发生在竞争对手之间，这一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诋毁、诽谤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削弱对方当事人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故意行为才构成侵权行为。从过错心理方面来分析，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商誉的结果，但希望或放任这种商誉毁损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性是明显而确定的。出于过失而损害了他人的商誉，应以侵犯名誉权论处。
2、行为人具有经营者身份。这是确定商誉侵权的主体资格，即只有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行为才构成该类特殊侵权行为，非经营者实施的侮辱、诽谤、贬低的行为则以一般侵权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示范法》，均将商誉侵害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英美法系国家为商誉权提供仿冒诉讼与其他特殊诉讼的救济方式，其主体指向概为经营者。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适用竞争法保护商誉权，因此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存在着商业竞争关系。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于1998年做出司法解释，从主体要件方面明确了侵犯商誉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别：（1）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或者对经营者的某种行为或其产品、服务等所作的评论严重不当，如定性错误、乱下结论，致经营者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应按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2）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由此可见，新闻单位、消费者与商誉主体没有竞争关系，不互为竞争对手，因此不能作为侵犯商誉权行为的主体。他们所实施的商业诽谤或诋毁行为以侵害一般人格权论，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
3、实施了商誉侵权行为。侵害商誉权的行为表现为捏造虚伪事实或对真实事件采取不正当说法，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行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所作出的解释，凡是对某企业产品、服务或商业活动提出虚假或不当的说法，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
4、产生了侵权损害事实。侵害商誉权的损害事实，是因侵权行为的实施而导致关于权利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并由此造成了商誉的实际损害。损害事实认定的前提条件在于判断特定主体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是否建立了自己的商誉。对于这一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必须是其有产品在该地区（受诉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地区，以下同）销售，或其服务业务在该地区开展，或在该地区有与生产和流通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抑或有从事生产和服务的分支机构；第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消费者意识到当事人的产品或服务的存在。如果社会公众未能意识到特定主体的产品或服务在该地区的存在，就可以证明该主体未能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商誉，从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侵害商誉权的事实。损害事实认定的标准在于商誉损害的危害性结果的发生。商誉损害的内容涉及对商事主体的产品质量、经营现状、销售状况、履约能力及态度等经济能力进行贬损、误导以及施加不当影响的事实，上述事实的发生即是危害结果的发生。损害事实是关于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事实，它往往会造成特定主体财产利益的损失。侵害誉权行为，肯定会有商誉贬损的危害结果，但并非
当然或绝对发生实际经济损失。换言之，是否造成商誉的实际损失，不是侵害商誉权的必要条件。
（二）商誉的评估
商誉是一种财产，要使其成为量化的资产必须通过评估。由于商誉具有抽象性、综合性等特征，决定了价值计算的复杂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价值量不能象一般商品那样直接以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现可现可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用一定的程序由特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具体可以这样进行：
1、基本因素，即对评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商誉所创造的超额利润或新增利润。就超额利润来说，要测出该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资本收益率和同行业的基准收益率，采用收益现值的标准，把两者相减就可得到。就新增利润的测定来说，要测出现阶段的资金收益率和以前一段相对时间的基准收益率，用同样的方法就可得到。超额利润是横向的比较，是同行业之间的比较；而新增利润是纵向比较，是自身前后两个时期的比较，这两种方法最好结合使用。同时，由于商誉自身的不定型性，必须用动态法和静态法两种方式计算，确定其评估值。
2、非基本因素，这是我认为还须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商誉的形成成本，也即形成现阶段的商誉所付出的代价，商誉由于不可比性，无法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它的价值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往往只能承认每个商誉的个别劳动量为必要劳动量。因此，商誉形成的成本，就当然成为评估商誉的重要因素。〈2〉商誉的成熟程度，也即商誉信息的传播广度和顾客的接受深度，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经营者和顾客的接受深度，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经营者和顾客的“桥梁”，是促销创益的催化剂，因此，商誉的成熟程度就自然地成为测定因素，比较有效的方法可考虑民意测验。
总之，虽然对作为无形财产的商誉的评估是一项很细很复杂的工作，但却是可行的。这也恰恰证明了商誉的确是一种无形财产。
（三）商誉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
商誉侵权从广义上来说，属于民事侵权的部分，同时该行为又属不正当竞争行为。但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誉侵权的法律规定显得过于单薄，而《民法通则》又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在审理商誉侵权案件时如何适用法律便成为一个较为剌手的问题。笔者认为，法无明文规定并不意味着无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可行，况且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穷尽社会实践中所有的法律现象，按法律原则和精神办不但合法而且也是可行的。就商誉侵权行为来说，其违反的民事法律原则就是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而此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说是整个民法中的“帝王原则”。因而在审理涉及商誉侵权案件时，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之规定，同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和民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的相应条款。
注释：
[①]梁上上著：《商誉与商誉权》，发表于《法学研究》杂志1993年第5期。
[②]蔡吉祥著：《无形资产》，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③]郑新建著：《试论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发表于《河北法学》杂志2000年第1期。
[④]郑成思著：《工业产权国际公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⑤]同注[①]
[⑥]同注[①]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余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