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式维权”的司法异化与规制重构 ——论知识产权批量维权的法律边界与制度完善
近年来，一种以“钓鱼取证—批量诉讼—调解营利”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维权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泛滥。行为人通过设置隐蔽授权条件、放任侵权发生、集中提起诉讼等方式，将知识产权制度异化为营利工具，严重浪费司法资源、扰乱市场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从“维权”到“维利”的制度异化
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决遏制“钓鱼式维权”行为。这一表态直指当前知识产权领域的突出乱象：部分权利人或专业维权机构，以“免费使用”为诱饵吸引用户，通过隐蔽条款设置陷阱，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批量取证、大规模起诉，将诉讼作为商业模式而非权利救济手段。
典型案例某南方公司“自助创建网站”软件批量维权案极具代表性。该公司在其官网宣传软件“免费、开源”，但在下载过程中弹出《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要求用户必须在所建网站页面保留该公司版权标识和网站链接。在软件被大规模使用后，该公司通过网络批量取证，以用户违反约定未保留版权标识为由，在全国提起数千件诉讼，个案诉请金额数千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查明其“以大规模批量诉讼获取高额收益作为其商业运营模式”的事实，对损害赔偿金额作出大幅调减（仅支持合理维权支出数百元），并明确“钓鱼式维权须遏制”的司法立场。
此类行为已构成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系统性滥用。其本质特征在于：形式上具备权利基础，实质上背离立法宗旨；程序上符合诉讼要件，目的上违背诚信原则。这种“以诉为业”的商业模式不仅侵害了广大小微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导致司法资源被大量挤占，2024年以来，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立案量持续攀升，其中批量维权案件占比显著增加，已引起立法、司法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二、“钓鱼式维权”的行为特征与法律定性
（一）行为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司法实践，“钓鱼式维权”呈现以下典型特征：
1、权利获取的集中性与非原创性
行为人往往通过授权、转让等方式集中获得原权利人大量作品的著作权，而非自身创作。如某些图片公司收购摄影师作品后，以专业维权机构身份开展“流水线”式诉讼。这种“二道贩子”模式使诉讼主体与创作主体分离，维权行为完全商业化。
2、侵权引诱的隐蔽性与欺骗性
行为人在发布作品时刻意营造“免费使用”的假象，通过极小字体、复杂条款或技术暗门设置使用条件。上述案例中，该公司免费承诺与隐蔽义务形成鲜明对比；部分字体、图片网站甚至故意不设置明显权利声明，放任用户下载使用后再行索赔。
3、诉讼策略的批量性与规模化
维权行为呈现明显的“工业化”特征：同一原告、同一律师团队、同一法院短期内集中提起数百甚至数千件诉讼。诉讼标的额刻意控制在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可承受范围”内（通常为数百至数千元），利用被告“怕麻烦”心理促成调解，形成“诉讼—调解—营利”的闭环商业模式。
4、损害后果的扩散性与社会性
此类行为不仅针对特定被告，更通过“寒蝉效应”影响整个行业生态。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作者因恐惧诉讼而放弃使用网络资源，抑制了创新活力；同时，海量案件涌入法院，导致真正需要司法保护的知识产权纠纷审理周期延长。
（二）法律性质的多元认定困境
对“钓鱼式维权”的法律定性存在理论分歧：
1、恶意诉讼与虚假诉讼的界分
若行为人虚构权利基础或明知权利存在瑕疵仍提起诉讼，构成《民事诉讼法》规制的虚假诉讼或恶意诉讼。但“钓鱼式维权”的特殊性在于，其权利基础往往真实存在，只是获取方式和行使目的不正当，难以直接适用传统恶意诉讼规则。
2、权利滥用与正当维权的边界
根据《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知识产权作为私权，其行使应受该原则约束。当维权行为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以诉讼为常规手段、以调解为唯一目标时，已超出正当维权范畴，构成权利滥用。
3、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从竞争法视角看，“钓鱼式维权”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适用条件。2024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化了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制，明确“帮助他人实施混淆行为”的法律责任，为认定此类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三、“钓鱼式维权”的多重危害与制度成因
（一）司法资源的严重挤占
批量维权案件导致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加剧。以上述公司案为例，数千余件案件分布于全国多地法院，即便单案标的额微小，但程序性工作（立案、送达、开庭、调解、归档）消耗大量司法资源。更严重的是，此类案件调撤率极高，但调解成功后原告继续提起新诉讼，形成“诉讼永动机”，使法院沦为商业维权的“收费平台”。
（二）公共利益的隐性损害
知识产权制度旨在“激励创新、造福社会”。“钓鱼式维权”通过设置“版权陷阱”，实际上剥夺了公众对开放资源的正当使用权，严重压缩了公共话语空间。长此以往，将导致知识传播受阻、文化传承断裂。
（三）营商环境的负面冲击
对中小微企业而言，频繁应对批量诉讼增加了经营成本和合规风险。部分企业因无力应诉而选择“花钱买平安”，助长了“维权黑产”的蔓延。这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
（四）制度成因的深层剖析
1、立法层面的规制空白
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均侧重于权利保护，对权利滥用仅有原则性规定（如《专利法》第20条），缺乏具体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案曾拟增加规制恶意维权的条款，但因争议较大最终删除。《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可兜底适用，但第2条作为原则条款，司法适用标准不一。
2、司法审查的被动性
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缺乏对批量诉讼的前置审查机制。法院对原告资格、权利来源、诉讼目的审查不严，导致“职业维权人”轻易获得立案。同时，小额诉讼程序的便捷性被反向利用，调解结案的“高效率”掩盖了实质不公。
3、行政监管的缺位
市场监管部门、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对“钓鱼式维权”缺乏主动干预手段。权利人登记、授权环节的形式审查无法识别后续滥用风险；诉讼过程中的商业维权行为也未纳入有效监管。
四、规制路径的体系化构建
（一）立法完善：确立知识产权滥用的认定标准
1、在知识产权专门法中增设滥用条款
建议在《著作权法》《专利法》修订中增加：“权利人明知或应知其行为会导致他人非恶意侵权，仍故意设置侵权陷阱、放任侵权发生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明确将“钓鱼取证”“批量营利”作为滥用行为的具体情形。
2、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适用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专门条款，规制“以营利为目的，通过设置隐蔽条件、批量提起诉讼等方式滥用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同时，明确此类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允许被告就恶意维权导致的损失提起反诉。
3、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惩戒制度
将恶意维权行为纳入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对反复从事“钓鱼式维权”的权利人及其代理机构，限制其享受知识产权资助、奖励政策，提高其违法成本。
（二）司法改革：构建批量诉讼的过滤机制
1、强化立案审查与示范诉讼
法院应建立批量诉讼识别机制，对同一原告短期内提起多起相似案件的，要求说明权利来源、诉讼目的及既往诉讼情况。可选取典型案件作为示范判决，其他案件参照处理，避免重复审理。上述案例中，最高法通过示范判决大幅调减赔偿额，有效遏制了后续诉讼。
2、完善损害赔偿计算规则
针对“钓鱼式维权”案件，应严格限制法定赔偿的适用。对于权利人故意放任的侵权损失，不应支持赔偿请求；对于合理维权支出，应结合案件复杂程度、实际工作量合理确定，防止“维权支出”异化为“诉讼利润”。最高法在上述案中将赔偿额降至数百元，体现了“不让维权人通过诉讼获利”的司法导向。
3、建立恶意诉讼反赔制度
借鉴《专利法》第47条关于专利权滥用赔偿的规定，明确被告可就原告恶意诉讼导致的直接损失（如律师费、误工费、商誉损失）请求赔偿。同时，对情节严重的，法院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对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处以罚款、拘留。
（三）行政监管：形成源头治理的闭环
1、加强作品登记与授权监管
版权登记机构应提高审查标准，对批量登记、权利来源不明的作品进行重点核查。建立作品使用许可的公示制度，要求权利人在发布作品时以显著方式标明授权条件，未标明或标明不清晰的，视为默示许可合理使用。
2、规范知识产权代理行业
针对“职业维权”产业链，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监管。对参与批量恶意维权的代理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许可证。
9. 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信息共享平台。对批量诉讼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识别“职业维权人”名单，统一裁判尺度，防止“同案不同判”。
五、结语：回归知识产权制度的本源价值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催化剂”，而非少数人牟利的“提款机”。“钓鱼式维权”的泛滥，折射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权利保护与防止滥用之间的失衡。2021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为制度完善指明了方向。
遏制“钓鱼式维权”，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的协同发力：立法上明确权利边界，司法上坚守诚信底线，行政上强化源头治理。唯有如此，才能使知识产权制度回归“保护创新、促进传播、造福社会”的立法初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