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强 沈维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司法实践看，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尚待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日前，上海市东方中介咨询产业研究中心将互联网传播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并组织高层次专家进行研讨。本期我们在该中心的协助下，请来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作一番有益的探讨，希望给读者带来更多收获与思考。

　　知识产权不能太脆弱也不能太强大

　　新出台的《信息网络著作权条例》规定了网上传播一般作品适用“授权许可”模式。从而舍弃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准法定许可”模式。

　　但是，笔者认为，“授权许可”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操作的，在经济上也基本上是不可取的。

　　首先，著作权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几十年，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几十年的报、刊、书的累积是海量的文献、海量的信息；站在这海量的文献、海量的信息之后面的是海量的作者、海量的著作权人；如要取得这海量的作者、海量的著作权人事先的“海量授权”和“海量许可”绝非易事，甚至是不可操作的。

　　如果坚持要求“授权许可”，那么尤其是对于近几十年来刊载在报刊上的、最新的但依法仍在著作权保护期间的这些最可宝贵的、最需要交流的、最可能利用的海量的作品和信息，都将因其不可操作的“海量许可”手续而无法上网，从而无法交流和利用。

　　所以，坚持作品上网必须全面适用“授权许可”，势必严重阻遏网上信息资源的拓展，阻遏科技、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时，也会因此诱发与刺激盗版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影响保护知识产权之公序良俗的形成和提升。

　　其次，因“授权许可”而寻找某一位著作权人（作者）的经济成本过大，寻找一位著作权人“在哪里？”的经济投入很可能是支付给这位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许可使用之权利金数额的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再者，“授权许可”在时间上也往往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因时间性较强的任务去寻找相关著作权人之“授权许可”，虽朝夕相待，或旬日必得，但却在时间上是无法把握和无法预测的，也常常是会耽搁时间和延误商机的。笔者认为，如果在网上传播一般作品（就是将计算机软件作品等特殊作品除外）适用“准法定许可”的有关规定，那么，既保护甚至增大了著作权人因此而获得相应报酬的权益和机会，又能汇聚各种力量迅速拓展网上信息资源，促进科技、经济、文化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还能有效阻遏盗版侵权，有利于建设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知识产权不能太脆弱，否则会压抑信息的产生；知识产权不能太强大，否则会阻遏信息的传播”。

　　笔者建议：改革传统的著作权授权许可法律制度，实现以当事人保留例外的网络传播作品的“准法定许可”著作权法律制度。

　　因为，“准法定许可”模式，既符合法理事理，又符合实践规律，是实现利益平衡、利益协调、利益趋同的合理方向和优化方案，从根本上讲，形成和成形这一新的国际惯例，不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持续发展。以“准法定许可”模式作为网上传播一般作品适用的合理规范，应当是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形势的“有限空间”内设计、制定本国著作权制度时的优先考量；也可能最终发展成为新的国际“交通规则”和“游戏规则”。（陶鑫良）

　　谁在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的一项新的“专有权利”。它原本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而产生的，但网络技术的复杂性却又使它在现实中的适用远较传统“专有权利”困难。

　　在过去的两年中，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对正东、华纳和新力唱片公司对chinamp3.com网站提起的三起诉讼做出的结果相同，但理由迥异的判决，最高法院对“新力唱片公司诉济宁之窗信息公司案”所做出的《批复》、北京海淀区法院对“步升音乐公司诉百度案”所做的一审判决，以及“步升音乐公司诉飞行网案”均在司法界和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

　　这说明对什么是“通过网络公开传播作品的行为”、何种行为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或间接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尚缺乏统一认识，会妨碍在网络环境中充分地保护著作权并维系权利平衡。界定“网络传播行为”是认定相关侵权行为的前提。

　　《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显然，构成“网络传播行为”必须符合两个要件。首先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正如只要书店将书籍放上书架供消费者选购就构成“发行行为”，无论是否有消费者曾经购买，只要将作品“上传”至或放置在网络服务器中供下载或浏览就构成对作品的“提供”，无论是否有人实际下载或浏览。

　　其次，行为的后果是“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是“交互式”传播，使公众能够以“点对点”的方式“按需”“点播”作品，这是“网络传播行为”的本质特征。如将对交响乐的演奏录制下来并制成MP3文件“上传”至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之后，任何用户即可在任何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上（自己选定的地点），在任一时刻（自己选定的时间）点击下载MP3文件或在线收听。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网络传播是以“服务器—客户端”架构为基础的。然而，近年来新出现的P2P（英文Peer to Peer，即“点对点”的简称）技术却使得信息传播摆脱了对专业服务器的依赖。

　　本人认为，主动将作品置于P2P软件划定的“共享目录”之中，这种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缺乏“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等其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实施此种行为，都将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还应承担赔偿著作权人损失的责任。

　　必须看到，当网络系统中存有侵权材料，或被链接的材料侵权的事实已经像一面鲜亮色的红旗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前公然地飘扬，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仍采取“鸵鸟政策”，像一头鸵鸟那样将头深深地埋入沙子之中，装作看不见侵权事实，则同样能够认定至少“应当知晓”侵权材料的存在。（王迁）

　　对网络侵权司法管辖的几点看法

　　众所周知，涉及网络侵权案件从最初的域名抢注，到现在的网上著作权侵权、网上诈骗、黑客恶意攻击等，互联网法律问题已涉及刑事、民事、知识产权等诸多法律领域。这种新型的案件给传统的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中，对于网络侵权的司法管辖，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我国传统的司法管辖理论是以地域、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的意志为基础的。

　　网络侵权这个新型侵权类型的产生，对于传统的司法管辖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表现在：司法管辖区域界限的模糊化；侵权行为地的难以确定化：“原告就被告”原则的困难化。

　　综合互联网络的特点和中国目前自身的特色，笔者认为应该在以被告住所地作为网络侵权行为的优先管辖地情况下，可以以侵权行为地和原告住所地加以辅助。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1、“原告就被告”原则，既有利于防止原告滥用诉讼权，又有利于法院传唤被告参加诉讼，有利于调查取证和判决的执行，故被各国普遍采用。

　　在侵权行为人身份确定的情况下，原告应按照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规定在被告住所地提起侵权之诉。公民以户籍所在地为住所地，法人以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地。

　　2、由于网络全球性、开放性的特点，使得网络侵权常常表现为跨国的纠纷，为了保证各个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将原告住所地作为辅助管辖的基础是合理可行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民事诉讼管辖原则的初衷来看。我国的一般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原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在处理网络侵权的管辖上却不够完善。网络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产物，为侵权行为人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侵权手段，如果针对涉外或者难以确定被告的侵权案件，仍然以“原告就被告”原则为基础，会使得原告为了一个案件而疲于奔命，这有违管辖的初衷。

　　（2）从最密切联系的原则来看。在管辖问题上，我们常常会考虑最密切联系地原则，对于确定合理的管辖法院是很有效果的。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原告与网络侵权联系是最为密切的，而且网络侵权的结果往往在原告的住所地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以原告住所地作为辅助管辖有其合理性。

　　（3）从保证国家司法权角度来看。由于网络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导致了网络侵权往往涉及了国际性，跨国的纠纷十分繁多。为了保证国家司法管辖权，维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将原告住所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管辖原则。这样对于实践中处理国际之间的网络侵权纠纷十分有效。

　　故以原告住所地作为辅助管辖地可以大大方便诉讼双方，避免寻找侵权行为发生地、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技术难题，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尽早实现。

　　摘自《检察风云》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