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李某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继承李母死亡后遗留的遗产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
事实和理由：我与李某军系亲兄弟，是父亲李父与母亲李母婚生子。父亲李父于2008年1月26日因病去世，享年87岁，继承人未进行遗产分割，母亲李母于2015年3月30日去世，享年87岁。母亲李母去世后遗留房产一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产权人李母。现我与李某军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特此起诉。

被告辩称
李某军辩称，我要求继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同意给付李某文30%的折价款。从我父母结婚到二人去世，都是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承担了赡养义务，这套房屋是我父母的唯一住房。购买该房屋时，因为是拆迁安置的，我父亲当时不同意购买，我因为没有地方居住，所以是我去交的现金。拆迁时，我和我妻子、我女儿的户口在拆迁房屋内，所以安置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时考虑了我们的户口。这么多年来，该房屋共装修了两次，都是我出资。

本院查明
李父与李母系夫妻，育有李某军、李某文二子。李父于2008年1月27日去世，李母于2015年3月30日去世，生前均未订立遗嘱。
1992年，拆迁人（甲方）交通部与被拆迁人（乙方）李母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甲方拆迁乙方位于东城区南衣袍胡同21号房屋3间，居住面积36平方米，应安置人口分别为李母、李父、李某军、刘瑞兰和李某珍，直接安置在1号和2号。

为购买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李父于1998年12月9日向交通部支付购房款305160元及基金1838元，于2002年6月19日由李某军代收退房价款1939元。李某军在前案中曾称上述购房款305160元实际由其支付。李某文对此不认可。
2001年8月31日，卖方（甲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与买方（乙方）李父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座落在朝阳区1号3居室壹套出售给乙方，房价款为28816元。该房屋《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使用李父工龄41年，使用李母工龄36年。

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于2001年12月25日登记在李父名下，建筑面积78．43平方米。
2002年5月16日，交通部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李父发出的《1997年房价付款通知单（领取产权证用）》，其中记载“房价计算有关数据如下：共居人口：5人；夫妇折扣工龄和：77年”，“总建筑面积（不含平台）：78．429平方米；核定建筑面积：74．579平方米；标准内核定建筑面积：74．579平方米；超标部建筑面积：0平方米”。

本案审理中，经李某文申请并随机确定评估机构，本院委托北京国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的市场价值评估，该机构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意见为：该房屋在设定条件下于价值时点2020年10月28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538．71万元。评估费15968元，由李某文预付。

经查，2012年5月14日，北京市顺义区兴业老年康乐园作为甲方、李母作为乙方（入住老人）、李某军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入住协议书》，由李母入住该养老机构，李某军同意并对李母入住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由被告李某军继承，被告李某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李某文折价款255万元。

律师点评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诉争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系被继承人李父、李母夫妻共同财产，二人生前未留遗嘱，该房屋作为二人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李某军、李某文继承。
本案中，李某军称该房屋系拆迁安置而来，安置时考虑了李某军一家三口户口情况，对此李某军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李某军另称购房时由其交纳购房款，其对此亦未能举证。

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李某军未完成其举证责任，法院对其上述主张难以采纳。根据在案证据，李某军、李某文二人在父母生前均尽了扶养义务，但考虑到李某文常年居住在香港，难以就近照顾父母晚年生活，而李某军多年来与父母共同生活，李母晚年入住养老院，李某军作为担保人更加方便照顾，故对李某文酌予适当多分。考虑到诉争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法院认为该房屋由李某军继承更为适宜，由李某军给付李某文折价款，具体数额根据房屋市场价值酌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