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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1 

        最高人民法院，徐占福、范付振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310号】认为：

        关于范付振是否原诉第三人问题。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发包人百顺基业公司与承包人启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将桥西区石桥村回迁楼5#、7#住宅楼工程发包给启政公司，后启政公司又与苏麒麟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苏麒麟公司又与范付振签订《劳务工程总包合同》，将工程项目交由范付振具体施工。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权，其权利的主体和行使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为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亦明确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均未赋予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故原判决认定范付振作为实际施工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受偿权，进而认定范付振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正。徐占福与苏麒麟公司等的诉讼涉及案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及其债权的认定，范付振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徐占福与苏麒麟公司之间的诉讼。徐占福主张范付振未能参加徐占福与苏麒麟公司之间的诉讼是因可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所致，且范付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超出法定的六个月时限，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案例2 

        最高人民法院，马建忠、新疆鑫达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755号】认为： 

        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8月26日，伊犁金鑫建筑公司与马建忠签订三份责任合同约定，由马建忠承建五金城项目一标段1#A、1#B楼，二标段2#楼、16#地下车库，三标段3#-15#楼，三个标段项目。2014年10月27日，经招投标程序，新疆鑫达房产公司（发包人）与伊犁金鑫建筑公司（承包人）分别签订三份施工合同，该三份合同约定的内容与上述责任合同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案涉施工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由马建忠施工，马建忠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施行后本案尚未审结，上述规定适用于本案。马建忠并非与发包人新疆鑫达房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马建忠作为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适用法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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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挂靠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陈金国、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列东支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52号】认为： 

        就本案诉争的永安山庄工程，鑫科公司原与中标人龙腾公司、东泉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是其后各方当事人并未实际履行该合同,而是由鑫科公司与陈金国签订《永安山庄后期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施工承包合同》）并由陈金国实际进行施工。涉案《容缺备案表》中所填施工单位为东泉公司、龙腾公司。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就涉案工程，陈金国为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 

        优先受偿权作为一种物权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及内容，由法律规定”之物权法定原则，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均明确限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建设工程的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这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这一最新立法精神相契合。陈金国作为实际施工人，并非法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体，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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