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权利效力对立法权的制约。立法者通过一定形式制定反映民意的法律，推动基本权利价值的具体化。能否制定良法对于法治价值的实现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保障立法过程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宪法规定了立法的基本目标与原则，对立法者的活动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保障与尊重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进行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基本权利的效力直接约束立法者与立法过程，以防止立法者制定侵害人权的法律。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遵循过剩禁止原则和比例原则，严格规范立法裁量权，以保证立法的民主性。

2．基本权利效力对行政权的制约。基本权利对行政权的活动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有关行政的一切活动都要体现基本权利的价值，以保障行政权的合宪性。受到基本权利效力拘束的行政活动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活动、公务员的活动、公法上的法人及其各种管理行为。当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基本权利效力的拘束功能也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具体发生侵害基本权利时难以把握具体的判断标准与界限。在实践中行政权侵害基本权利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需要进一步强化对行政权的控制，扩大基本权利在行政权活动领域中的效力，及时解决基本权利与行政权之间出现的各种争议。

3．基本权利效力对司法权的制约。基本权利直接拘束一切司法权的活动，由于司法是保障人权的最后堡垒，人们自然对司法权的行使寄予期望，要求司法活动中体现基本权利的价值。不尊重基本权利价值的司法活动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不可能获得必要的社会基础。尽管世界各国采用的司法体制不尽相同，但司法的中立性与权威性有利于在司法领域中实现基本权利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