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肇事解释》）的规定，肇事后逃逸不仅是量刑情节，在某种情形下还是定罪情节。所以，如何认定“肇事后逃逸”对正确办理交通肇事案件至关重要。



根据《交通肇事解释》第三条规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据此，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肇事后逃逸”，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分析（《刑事审判参考》第697号案例）：


第一、考察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不仅要看行为人的供述，还应从肇事当时的时间、地点、路况、行为人具备的知识、经验等方面客观地评判其是否明知，从而确定其是否构成逃逸。（换言之，行为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造成交通事故而驾驶车辆离开现场的，因缺乏主观上的认识，不应认定“交通肇事逃逸”）


第二、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既包括逃避刑事法律追究，也包括逃避民事法律追究、行政法律追究。具体而言，就是不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如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迅速报案、听候处理等义务，逃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定罪处刑等责任。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逃避上述任何一种法律责任追究，即为“逃避法律追究”。（《刑事审判参考》第220号案例：认定被告人是否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只能根据其最终是如何处置被害人的行为来确定，而不能以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当时的行为目的来认定。）


第三、考察行为人客观上是否实施了逃离现场的行为。只有发生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接受事故处理机关首次处理前这一段时间内的逃跑行为方能成立本规定中的“逃逸”。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后基于个人良心发现而返回现场、接受处理，或者逃离现场不远即被拦截、抓获，均不影响“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的成立。交通肇事逃逸的现场不仅包括事故发生现场，而且包括与事故发生现场具有紧密联系的场所，如抢救事故伤亡者的医院、调查事故责任的交警部门等。因为逃离事故发生现场固然会使事故责任认定等陷于困境，但逃离医院、交警部门等场所也会妨碍事故处理，逃避法律追究。

实践中，认定肇事人“逃逸”不能仅仅看肇事人是否离开现场，其关键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时具备“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和“立即投案”的行为特征。（即交通肇事后逃逸=离开现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未立即投案）如果肇事人肇事后积极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如拦截车辆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并立即报案在医院守候等待公安机关的审查处理，虽然其离开了肇事现场，但系为了救助被害人所致，当然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


反之，如果肇事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后没有立即投案，如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后而逃跑的；或者虽然肇事人立即投案但有能力履行却没有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均属于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为。


具体而言：


1、肇事人离开现场时是否“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是认定“逃逸”性质的本质要件。“履行救助义务”的具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想办法及时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也可以向有关部门报告救助等。（《刑事审判参考》第415号案例）


2、肇事人离开现场时是否“立即投案”是评判“逃逸”性质的形式要件。判断是否属于逃逸的关键就在于准确认定肇事人离开现场的目的，如果离开现场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是因惧怕受害人家属殴打而离开现场，或者因报案或抢救被害人需要而离开现场等，均不属于“逃逸”。如果肇事人“立即投案”，说明肇事人离开现场与“主动投案”两个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不应认定其“逃逸”；如果肇事人“逃离现场”后没有立即投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事后投案”则说明肇事人的“逃离”与“投案”分属两个独立的行为，应认定为“逃逸”。至于是“立即投案”还是“事后投案”，应当根据投案路途远近、投案时间间隔长短等案件当时的客观情况，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来认定。（《刑事审判参考》第415号）


特殊情况：


1、肇事后运送伤者去医院抢救，在未来得及及时报案前就在途中或医院被抓获的，一般应认定为无逃避法律追究目的，但若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又偷偷离开的，有报案条件和可能而不予报案事后被抓获的，就应当认定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同样，在基于临时躲避被害人亲属加害的情况下，如确无条件和可能及时报案即被抓获的，应认定为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不属于肇事后逃逸；反之，在临时躲避情形消失后，在有报案条件及可能的情况下，仍不予报案而继续逃避的，其性质又转化为肇事后逃逸，同样应当认定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刑事审判参考》第176号、788号案例）


2、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因受伤在医院治疗，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案情时，拒不交代肇事经过，并虚构身份信息，后逃离医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刑事审判参考》第788号案例）


3、事故发生后，在交警部门出警勘查完毕并将被害人送至医院治疗期间逃逸，后又投案自首，没有妨害事故查处的，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刑事审判参考》第857号案例）


3、“积极履行救助义务”与“立即投案”均是“接受法律追究”的表现形式，两者具有内在联系，缺一不可。（《刑事审判参考》第415号案例）


4、如果行为人确已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那么，即便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或是在逃逸状态持续过程中，能及时放弃其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听候处理，且也不论其中止逃逸是基于个人良心发现还是害怕罪责加重等何种缘故，该事后“中止逃逸”的行为均不得推翻对其先前逃逸行为的认定，而仅认定其事后的行为为自首，即分开认定，而不宜相互冲抵。（《刑事审判参考》第176号案例）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交通肇事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肇事后逃逸”不能等同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为根据刑法第133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是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此时“肇事后逃逸”只是量刑加重情节。在根据《交通肇事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肇事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定罪情节情形下，“肇事后逃逸”不应再作为量刑加重情节，否则就违背了“禁止双重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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