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情经过： 2013年6月份左右，杨俊才（化名，以下出现名字皆为化名）(又名杨某)、宋安玲与新疆人耿镇、张超达成红提葡萄收购协议，由耿镇、张超分别在各自的收购点进行收购，通过宋安玲负责在新疆发货，杨俊才负责在北京销售，然后把收购款打至新疆。江南与王志伟系宋安玲同学，二人受宋安玲电话邀请去云南帮忙。江南在耿镇收购点负责过磅、开票，王志伟在张超收购点负责验货、记账。两人每月薪酬三千元，包吃住。
红提葡萄收购后期，由于杨俊才声称北京超市压货款严重，有些账目未能及时结清。宋安玲派江南、王志伟和另一打工者廖海去张超家结账时，江南、王志伟、廖海等被耿镇之妻要求打欠条，在电话分别请示李强龙和宋安玲并得到二人授意后，他们向张超之妻出具了欠条。至葡萄收购结束，还拖欠果农二、三百万葡萄款。
耿镇和张超去北京找杨俊才结算总账时，发现杨俊才携款外逃。宋安玲带江南、王志伟与廖海一块儿在北京找寻杨俊才，后宋安玲、江南、王志伟等人又到杨俊才家乡广西寻找未见。三人回到北京后向北京警方报案，北京警方以经济纠纷为由告知去法院起诉。
新疆当地合伙人耿镇和张超报案，杨俊才、宋安玲、江南、王志伟和当地人廖海同时被新疆警方通缉。宋安玲去向不明，江南和王志伟因为自己是受雇佣打工者，主动到案向新疆警方说明情况，于2013年12月底被新疆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理由采取强制措施，后被批准逮捕。移送起诉后，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现正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二、法律分析：
案件发生后，家属委托律师，律师根据家属介绍以及所掌握的材料，给出如下分析意见：
1、江南、王志伟不是合同诈骗罪的适格主体。
本案所涉及的收购红提葡萄合同，是杨俊才、宋安玲与耿镇、张超之间达成的合伙收购协议，而江南、王志伟只是受雇于杨俊才、宋安玲。江南、王志伟在该经济活动中所有的行为，都来自于杨俊才、宋安玲的授权，依法当属职务行为，二人并非合同的当事人。
至于江南、王志伟在该经济活动中具体从事的工作，系根据杨俊才、宋安玲的授权，江南、王志伟在该经济活动中负责协助耿镇、张超收购红提葡萄，负责过磅、开单、记账；至于后来江南、王志伟等向张超之妻书写欠条，是在张超之妻的要求下，电话得到杨俊才、宋安玲授权的前提下与另一打工者廖海一道签字。并且在电话请示杨俊才、宋安玲时，张超之妻在现场。
以上情况说明江南、王志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具备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主体要件，对江南、王志伟不能以刑事案件定性。
退一步来说，即使江南、王志伟系合同相对一方，且与杨俊才、宋安玲、耿镇、张超等为合伙关系，如果与杨俊才携款潜逃的行为没有因果联系，那么江南、王志伟向张超方书写欠条的行为，所构成的只能是债权债务关系；即便是双方因此发生纠纷，也应当属于经济纠纷而非刑事案件。
2、江南、王志伟不能为杨俊才的携款潜逃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杨俊才独自携款潜逃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在杨俊才逃跑事情发生后，二人积极协助宋安玲、耿镇等报案并四处寻找杨俊才的下落。知道自己被通缉后，二人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这些事实说明，对于杨俊才的逃跑行为，江南、王志伟事先并不知情。在杨俊才未到案前，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江南、王志伟是否系杨俊才的共谋，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不能对江南、王志伟进行有罪推定。即使认定江南、王志伟为合伙人，作为合伙人，江南、王志伟也只是对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仍然属于经济纠纷。
三、本案结局：
常相坤律师受江南家属的委托代理了该案以后，经过去看守所会见江南，并去检察院阅卷的基础上，向主办检察官出具法律意见书。最终，检察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江南无罪释放。
四、律师办案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本案存在诸多疑点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律师要勇于死磕法律，据理力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