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目前正处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这部法律在民法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草案引发了诸多争论和交锋，原因何在？还有哪些侵权热点没有写入草案，法律什么时候颁行？就公众普遍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半月谈记者独家专访了侵权责任法起草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
物权法之后， 构筑“民法典”的首要任务
“在物权法于2007年3月出台之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就成为中国构筑'民法典'的首要任务。”王利明教授告诉半月谈记者，一方面，2007年我国法院受理的侵权案件超过87万件，现有法律中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较为分散；另一方面，自民法通则颁布后，经过20多年司法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熟经验，加上我国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有了长足进展，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学者对国内外侵权法立法、司法和理论成果都比较了解，可以说，起草侵权责任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王利明认为，作为一种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的法律形式，侵权责任法在民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富有时代气息、比较先进的一部法律；它的制定，意味着中国正向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迈出关键一步。
重心是救济受害人，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
“法律草案基本上还是坚持这样一个精神，有损害就有赔偿。”王利明说，侵权责任法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对受害人提供救济。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是很全的情况下，很多损害无法通过社会保险来获得救助，因此，发生侵权损害后，还是要尽可能通过侵权责任法来获得救济。
侵权责任法涉及的突出领域，首先是产品责任。主要是指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特别是三鹿事件的发生，再次说明产品召回的重要性。其他还涉及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
王利民指出，与其他法律相较，侵权责任法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事后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所谓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造成损害，违反法定义务，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在出现侵害后果之后，侵权责任法才能发挥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
“以人为本”是现代侵权法的重要价值取向
传统的侵权法，保障对象主要是物权，但是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个范围。因为随着多年来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领域发展非常快，这样知识产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格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侵权对象又扩大到人格权领域。王利明说，美国有个典型案例，原告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一次他到被告已经长期没有使用的小棚子里去找水喝，结果让被告拿枪打断了腿。被告的理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物业不受他人侵害。但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并最终获胜，因为个人财产毕竟是私有的，是属于个人的，但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人的生命的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利益。“这个案件就体现了现代侵权法的价值取向，即'以人为本'.”王利明说。
涉及各界利益平衡，争论交锋必然很多
在审议阶段，法律专家和社会公众围绕侵权责任法草案展开了很多讨论和交锋。作为起草人之一，王利明认为，侵权责任法，简单地讲就是保障私权利的法律，涉及各界利益的平衡，争论当然会比较大。
例如医疗事故责任，草案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虽然没有患者同意，经医院负责人同意，也可以进行手术，这就可能导致一种局面：医院怕患者治好病不给钱，治不好又怕患者找医院麻烦。但许多民众呼吁，为了抢救生命，即便患者没有同意，医院经过一定的程序，也应该决定抢救。如何对相关条款进行取舍，还有一定难度，因为双方的说法都有道理。还有医疗中的过度检查问题，在立法过程中也是个难题，大家争论很激烈。
对于交锋比较激烈的医疗损害责任问题，王利明的看法是，从草案相关规定看，对原告患方而言，减轻了举证困难，但其仍然要证明被告即院方有过错；对被告院方而言，则因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与原来相比其责任得到缓冲。过错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医患双方分担，既要保护患者，也要保护医院、医生。比起现行的举证责任倒置等规定，草案的选择更加平和。
应该更好地吸纳各方意见，缓几年再颁布也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民事基本法，虽然不宜太详尽，但还有一些重要的侵权责任要列入其中。”王利明感觉草案还是太简略了，这样会产生很多争议。就拿工伤事故来说，目前只有一部国务院颁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规范层次较低。再如不正当竞争和商业侵权，也需要在草案中有所体现，因为现实生活中同业竞争带来的矛盾太多了，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不过，要是把这些内容列到草案里，争议会更大，抠字眼的人会更多。”王利明感叹，现在利益多元化，人们的表达能力也很强，所以颇多争议，很难达到完全一致，为此，草案中有些条款仍需进一步推敲，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个人希望，这部法律能够在本届人大通过。但究竟什么时候通过，还要看草案修改情况和民众反馈意见等。为了让这部法律更符合我国实际、更具可操作性，应该更好地吸纳各方意见，缓几年再颁布也没有太大关系。” （程义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