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一词开始出现于学者论著和司法解释中，但其却有矮化民事责任法律地位、错判民事责任实践地位、助长刑事本位主义等重大弊端，是对法律渊源和责任来源的误读，不具有作为法律术语的科学性，是刑法迷信以及相关用语混乱的产物。“刑事损害赔偿责任”可避免上述弊端，是该词的良好替代；“附带民事判决”则可以用作其他具体场合的替代。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刑事损害赔偿责任，附带民事判决

近年来，“附带”一词被悄然用于“修饰”责任，形成诸如“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1]“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2]“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等“术语”，这些“词语”因均呈现“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模式，故本文统称为“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这些过去仅出现于非正式场合的称谓，如今开始出现在学者论著中，并被司法解释所采用，尤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法发〔2011〕9号（简称《管制、缓刑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简称《减刑、假释规定》）均使用“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一词，标志着“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成为官方正式承认的术语，但由于“附带”的含义特殊，其对“责任”的修饰，不仅有诸多词义弊端与法理错误，也误导人们形成错误的观念。

一、“附带民事责任”的词义弊端
　　之所以使用“附带民事责任”一词，大概是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上的赔偿责任是由刑事诉讼派生的，是依附于刑事责任的民事责任，带有附带解决的性质，所以称之为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又称为刑事裁判中的私法处分。”[3]但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观点却存在着严重的词义弊端和法理错误。
　　（一）矮化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
　　“附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顺便的，补充的；其二是非主要的。[4]这既是公众对“附带”一词的日常用语习惯，也是法律对“附带”的惯常理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的确具有“顺便”、“补充”、“非主要”，乃至“可有可无”的含义，因为刑事诉讼中的民事程序不是主角，有的甚至永远不会被启动，除了刑事和解外，被害人死亡且无继承人、难以确定被害人、被害人不愿提及，以及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等都是重要原因。但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补充性”、“非主要性”，不等于民事责任就是“附带”和“非主要”的角色，因为在我国法律中，不论是刑事法还是民事法，均未对刑、民事责任进行主、次定位，刑民责任并重和刑民法律平等是基本精神。
　　《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则明确要求公平适用刑民法律，即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刑法》第60条、《侵权责任法》第4条均强调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平等存在，在刑民责任竞合时，还赋予民事责任的优先地位，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刑法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公平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刑法，也在于保障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的公平。
　　因此，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重视的潮流下，将民事责任置于“补充性”、“非主要性”的“附加”地位，明显不合情、法、理。
　　（二）错判民事责任的实际地位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刑、民责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张军同志有着颇为精辟的感悟：当前刑事侵权审判实践普遍反映，现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而是“民事附带刑事”，《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实施，人民群众提出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还要求切实保护其民事财产权益；不仅期待裁判依法公正，还期待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5]这里“民事附带刑事”虽非正式用语，却表明民事责任在实践中同样可成为诸多刑事案件的焦点与核心。在过失犯罪、轻故意犯罪、亲告罪中，民事责任已经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并得到侦、控、辩、审各方的充分尊重。因为这些犯罪“悲痛大于仇恨”，无仇恨裹挟的民事责任惯例性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并最终成为影响案件妥善解决与否的分水岭。[6]在这种情况，再用“刑事附带民事”来形容，显然不符合实践的要求。
　　刑、民责任关系的多元性也引起理论研究的注意，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从民事角度将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细分为“没有赔偿的惩罚”、“没有惩罚的赔偿”、“作为惩罚的赔偿”与“产生精神安慰的惩罚”。[7]我国刑法学者受此启发，根据责任的产生不同，将刑事侵权分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其中“因侵权而犯罪”常见于过失犯罪与轻故意犯罪场合，以侵权救济为首位，其刑事责任大小不单取决于行为时的情况，而由侵权责任的救济程度所衡量，有效的救济甚至可以实现“侵权而不犯罪”。[8]“因侵权而犯罪”、“没有惩罚的赔偿”、“作为惩罚的赔偿”，证明刑、民责任实践中却可因犯罪性质、当事人需要、社会治安形势的需求而各有侧重，从而呈现多元结构。
　　（三）助长刑事本位主义
　　在刑事本位主义观念影响下，为制裁犯罪，被害人的隐私权、意思自治权、财产权受到大范围地侵害，最典型的如吴英案[9]；民事法律精心设计的救济制度受到打压而不能良好地发挥作用。不仅司法实践长期对民事责任的解决难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就连刑事司法解释的制定也经常罔顾民法的基本精神。“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无疑会加剧这种观念。
　　“刑事附带民事”的字义本就颇具刑事本位色彩，“这明显地反映出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否则既然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何不能民事附带刑事诉讼呢？答案也许是所谓的‘刑事法律适用优先民事原则’，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刑法调整主要矛盾，民法调整次要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符合优先解决主要矛盾的要求。这种‘刑事优先论’的背后隐藏的是国家本位主义、公权可以介入私权的传统理念。”[10]“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将民事责任至于刑事责任的附庸，再与异化的“先民后刑”原则、“国家利益优先”观念相发酵，催生一种普遍的误念——刑事责任作为主要责任必须得到优先保障，民事责任作为次要责任解决与否无关案件之根本。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或无罪判决一旦做出，任务便宣告“完成”，至于“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执行程度，“疑罪从无”后被害人权益该如何保障，则不再是关心的问题，最典型的如“念斌案”中被遗忘的被害人[11]。这些在新刑诉法加强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背景下，[12]显得极不合时宜。
　　以刑事为本位的用词表述，也会对普通民众观念的形式产生不良导向。实践中，被害人常受制于各种“复仇”、“正义”的舆论压力，往往以拒绝接受“附带民事赔偿”施压，以表达严惩被告人的愿望，但却要忍受因犯罪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有的甚至反悔而将事件转为闹剧，典型如药家鑫案[13]。《减刑、假释规定》在实践中就遭遇被规避“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危机，因为罪犯家属为了讨好减刑机关，常要求将钱款用于财产刑，而拒绝履行“附带民事义务”；相关机关则以钱款来自罪犯“个人之外”的财产，以“尊重”交款人意愿为借口，规避“民事责任优先原则”的约束。

二、“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法理错误
　　当然，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并非壁垒森严，但“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并无法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整齐地衔接，而“赔偿责任是由刑事诉讼派生的，是依附于刑事责任的民事责任，带有附带解决的性质”的理由，则明显颠倒了因果。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足以支撑“刑事附带民事责任”
　　从法律渊源上看，“刑事附带民事”一词也仅来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不足以支撑“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内涵。因为不论是学者论著中的“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还是司法解释中的“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均远超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
　　在学者著作中，“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一词是对《侵权责任法》第4条中侵权责任的称谓，即“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竞合，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而发生的是附带民事损害赔偿责任”。[14]但这里与刑事责任相竞合的侵权责任，既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侵权责任，也包括未启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侵权责任。因为适用刑事和解民事责任，多不用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新刑诉法实施后，“退赃、退赔”的民事责任，甚至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还有不少民事责任，在其他独立的民事程序中解决。[15]实际上，随着量刑规范化与新刑诉法的实施，弊端诸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不再是解决民事责任主要方式，其作用也越来越弱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责任”之间，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联系，“刑事附带民事”与“责任”之间，也不能够完整的衔接。
　　就司法解释《减刑、假释规定》与《管制、缓刑规定》而言，其所强调的“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也是在刑事犯罪的民事责任范畴内理解该词的含义，而不仅限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另外，刑事损害赔偿在实践中的支付方式已多样化，分期支付也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实践中，能够得到管制、缓刑处分的罪犯绝大多数是因为刑事和解，并未经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然与“附带”无关。所以，《减刑、假释规定》的送审稿曾采用的“因犯罪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一词，虽繁琐却不失为更科学的表述。[16]
　　（二）民事责任地位独立性不由刑事责任所附带
　　首先，在责任的生成上，民事责任既不依附于刑事责任，更不依赖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法》第2条指出，侵权责任来自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所以，犯罪中的民事责任是由刑事侵权行为产生而非由刑事诉讼派生；相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是为了解决犯罪中的民事责任，才从刑事诉讼中派生而出。
　　其次，在存在方式上，民事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刑事侵权行为具有犯罪与侵权的双重属性，犯罪属性对应刑事责任，求刑权属国家，由国家公诉；侵权属性对应民事责任，请求权属个人，由个人提起。当国家怠于追诉犯罪行为时，被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责任；尤其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既可以同时追究行为人的刑、民事责任，也可以仅仅追究民事责任。
　　再次，在责任的确认上，民事责任也不依附于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必须通过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才能确认，而民事责任则无此要求。行为人可以在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前，履行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即便国家没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不妨害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先于刑事责任结案的案例已不再是少数，新刑诉法实施后，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进一步说明刑案的民事责任具有完全独立性，不依附于刑事责任。
　　最后，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初衷是希望刑民判决能够一致，但以现行法律精神检视之，已不符合实际。因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证据合法性、因果关系归责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刑事诉讼中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其民事责任未必会被免除。随着“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推进，认为民事责任为刑事责任所附带的观点，更无立足之地。
　　（三）附带民事诉讼没有改变民事责任的独立性
　　虽然附带民事诉讼是被“附带”的，但对于民事责任的解决程序而言，却只是“独立性”的例外，而非本质性的“附带”。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责任的解决手段，往往只是最后的选择，其在被启动前也常常经历了调解、和解等诸多尝试，只有当这些努力无果，才“不得已”进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即便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新刑诉法则规定了与刑事和解相类似的协商性规则，以及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转换”的规则，[17]和解、调解也仍然还是优先选择，许多民事责任最终也并未适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此外，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之设立更多是出于提高效率、节约资源的考量，[18]其与民事责任之间有诸多不兼容之处。以新刑诉法解释而言，除了进一步堵截精神损害赔偿外，不允许被害人就“退赔”提起民事诉讼，由司法机关直接责令犯罪分子退赔，代为包办行使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就是过于重视公权的作用和国家利益的结果，而忽视了被害人行使民事权利的自主化和利益的个性化。[19]这种追求效率的“迫不得已”应对，多被诟病，不应当作为刑事侵权民事责任的本质特征，更不能成为术语的关键要素。因此，刑案民事责任的“附带性”仅仅是相对而言，将其作为刑事侵权民事责任的普遍特征，则言过其实。

三、“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产生原因之反思
　　“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负面意义超出学者和司法解释制定者的本意，尤其是强调侵权责任法“救济职能”的民法学者，更不愿意看到民事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被置于“附带”的地位，他们使用“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一词，多因“移花接木”而偏离了法律精神，但其背后的诸多观念原因，依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迷信刑法是观念原因
　　迷信刑法，表现为对刑法的依赖和对非刑罚措施的不信任；迷信重刑罚而怀疑轻刑罚；在刑事案件中只追求刑事责任的解决，而漠视民事权益的保护。“重刑轻民”成为常态，“重刑抑民”大行其道；缓刑、保释、非刑罚措施等虽有法律依据，却无勇气适用；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常被责以“花钱买刑”；为表达希望重判被告人立场，被害人以拒绝赔偿施压，等等。在迷信刑法观念左右下，刑法本位主义成为合理；为了惩罚犯罪，牺牲被害人利益被赞为“正义”。如此，民事责任的地位自然低于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突出刑事责任而打压民事责任，成为刑法迷信、刑法本位主义的最典型的观念产物。
　　陈兴良教授曾大声呼吁：“对刑法的迷信，是各种迷信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如果说，在智识未开的古代社会，这种观念还有一定市场的话，在当今文明社会，刑法迷信应当在破除之列。”[20]欲破除刑法迷信，就须科学地看待民事责任功能，重视民事责任除补偿功能之外的惩罚和预防功能，“侵权责任法在发挥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具有制裁不法行为人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和补偿功能不可同步而语，但是完全抹杀侵权责任法的制裁功能也是不妥当的”。[21]刑事损害赔偿在这方面的功能更为突出，否认现代侵权赔偿制度所包含的遏制因素，就如同否认古代惩罚制度所包含的补偿因素一样的肤浅。[22]“就法律补偿而言，主要受益的是被害人，但对犯罪人也有益处……这是有法律补偿所产生的附属效益”。[23]因此，如能将民事责任功能在刑事案件中予以良好发挥，用刑民责任共同调整刑事案件，将能达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同此，对于刑事犯罪中民事责任的用词，除了应凸显民事特征外，还应避免刑事本位主义，或民法本位主义，以客观地表达刑民责任的关系，即用词的中立性与辩证性，从而实现救济功能与惩罚、预防功能的协调。
　　（二）相关术语的混乱是直接原因
　　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与本地性。法律术语的形成不仅具备上述特征，也还需有一定法律或理论基础为支撑。从字面上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具备相当高的法条契合度，《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而又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两者相结合，“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似乎具备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但这种“移花接木”的弊端明显，两个司法解释先后使用“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一词，虽有蔓延之势，却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一词出现的直接原因，却是因为刑事侵权中民事责任的用词表述的繁多，除了上述所提的外，有犯罪损害赔偿责任[24]、刑事损害赔偿责任[25]、犯罪类侵权赔偿责任[26]，有的则直接使用“因犯罪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7]等等。这些词语或基于《刑法》第36条提出，或基于《侵权责任法》第4条提出，或两者相结合而提出，虽不失之错误，但与法条的字面关联度多有弱化，虽在各论著中出现，却未得到正式文件认可；除“刑事损害赔偿责任”外，其他词语的适用情况并不良好。客观而言，这些词语相比起“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显然有着较大的科学性。

四、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用语改进的建议
　　科学确定《刑法》第36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4条中“赔偿经济损失”与“侵权责任”的合理称谓，是避免“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错误使用的关键。“附带”一词由于字义的特殊性，在实体法场合应当谨慎使用。
　　（一）“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词语本身的替代建议
　　在诸多可替代词语中，“刑事损害赔偿责任”认可度较高，其虽未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出现，却已被频繁使用并得到较广泛认可，该词曾经多义：一是指冤狱赔偿；二是指犯罪人对被害人（家属）的赔偿；三是指国家对被害人的赔偿。[28]但随着立法与实践的发展，“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单义化趋于明显，具备成为刑事侵权中民事责任专用术语的科学性。
　　在我国大陆地区，“刑事损害赔偿”概念变迁是以1997年《刑法》的颁布为分水岭的。1997年前，刑事损害赔偿一般指冤狱赔偿，乃国家赔偿研究的范畴。如陈光中教授曾认为，“刑事损害赔偿，又称冤狱赔偿，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中产生错羁、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国家对其给予经济上的赔偿。”[29]1997年《刑法》规定“赔偿经济损失”后，刑事损害赔偿的概念有了根本变化，转而指“犯罪人对具体被害人因其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赔偿，”[30]极少再涉足国家赔偿，并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和通说。
　　刑事损害赔偿责任概念的变迁，顺应刑事侵权司法对“民事责任”的专指性需要——“刑事”突出犯罪属性；“损害”突出民事侵权的结果，因为侵权责任的意义主要在于填补损害；[31]“赔偿”是对损失、损坏或伤害的赔付与补偿，指明了民事性。因此，“刑事损害赔偿责任”具备非常明显的刑民交叉融合的特性，突显责任救济的要求。此外，相比于“附带民事责任”将民事责任“附带化”而偏向刑事责任；“刑事损害赔偿责任”字面上强调犯罪行为的侵权性及赔偿责任，避免对民事责任的习惯性矮化，从而公平重视民事责任的救济功能；中立化的表述亦可应对不同刑事侵权行为对民、刑事责任的侧重，避免以偏概全。
　　（二）其他法律场合中“附带民事责任”的替代建议
　　除“刑事损害赔偿责任”外，“附带民事判决”在特殊场合亦可以作为良好替代，因为需使用“附带”一词可以“使得条文前后逻辑一致，层次更加清晰”，[32]“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于包含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判决，内容超越了民事责任的范围，不宜作为合理替代；而使用“附带民事判决”反而恰到好处，该词仅指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民事部分，“履行附带民事判决”就是履行其中的民事责任。
　　此外，“附带”的修饰语是程序性的“判决”而非实体性的“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本就是正式用词，“附带民事判决”既符合用语习惯，更符合法律基本要求，在字义上也无刑事本位主义的倾向。“附带民事判决”更能够起到“执行难”的提示和警醒，以在被害人保护上进一步用心。当然，“附带民事判决”毕竟是程序用词，而且也仅仅指“判决”，并不包括判决以外的责任，不能与实体责任划等号，只能在特殊场合谨慎运用。
　　就《减刑、假释规定》、《管制、缓刑规定》而言，其分别使用了“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未履行完毕”的表述，而其中的民事责任应当包括未使用“附带民事判决”的民事责任，如刑事和解、调解的民事责任，为使语言精确仍以使用“刑事损害赔偿责任（义务）”为宜。

结语
　　批判“刑事附带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反对刑法本位主义和破除对刑法的迷信，以建立公平对待民事责任的理论环境。既然“刑事附带民事责任”具有如此多的词义弊端与法理错误，且也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也与加强被害人保护的理念相违背，不如寻找更科学的替代，以避免刑事本位主义的加剧。相关司法解释和学者应当改正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责任”或“附带民事义务”等不当表述，尤其应避免在实体责任的表述中滥用“刑事附带民事”，或有其他类似意思的词语，以维护民事法律在刑事侵权场合的权威。

【注释】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海峡两岸罪赃移交互助研究”（2014C137）和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科研A类项目“刑事和解的责任互动机制研究”（JAS14069）阶段性成果。
　　[1]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898页。
　　[2]参见甄贞、李美蓉：《关于我国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
　　[3]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7页。
　　[5]张军：《坚持宽严相济促进矛盾化解维护和谐稳定》，《人民法院报》，2011-06-12。
　　[6]姚毅奇、蒋凌申：《因侵权而犯罪：刑事侵权精神损害新解——兼议侵权责任法与刑事法的协调》，载万鄂湘主编：《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2-1150页。
　　[7][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张新宝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51-862页。
　　[8]李兰英、蒋凌申：《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
　　[9]吴英在涉嫌犯罪后，其资产被相关机关以粗暴的方式进行处理，诸多资产因管理不善而严重贬值，其至今也未有任何得到赔偿的迹象。参见王峰：《吴英案追问：集资案善后追问谁来清偿》，载凤凰网财经网。
　　[10]谌鸿伟、贾伟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
　　[11]2014年8月22日念斌因“疑罪从无”被判决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被害人家属的声音几乎被淹没，被害人保护更没有任何落实。念斌案暴露出两个问题：1.侦查机关违法渎职导致“疑罪从无”对被害人权益的影响巨大；2.被告人早前主张其一点点鼠药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否存在追究民事责任的空间呢？
　　[12]谢丽珍、刘宏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法学杂志》2013年第7期。
　　[13]参见《药家鑫案被害人丈夫等到药家索要捐款发生冲突》，载中国新闻网。
　　[14]同前注[1]。
　　[15]同前注[6]。
　　[16]黄永维：《关于修改减刑假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说明》，《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7]穆远征、戴蕾：《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附带民事诉讼保全评析》，《求索》2014年第5期。
　　[18]石春玲：《侵权责任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重塑》，《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9]李以游：《刑事诉讼中责令退赔问题的几点思考》，《河北法学》2014年11期。
　　[20]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21]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22]刘东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功能的融合——以刑事损害赔偿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3][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24]唐文胜：《犯罪损害赔偿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5]刘东根：《刑事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6]王龙天：《论设立犯罪类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必要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7]同前注[16]。
　　[28]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编译馆1963年版，第321页。
　　[29]陈光中等：《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刍议》，《中国法学》1987年第1期。
　　[30]刘东根：《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1]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32]同前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