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贩卖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贩卖行为。

贩卖毒品罪量刑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
1、贩卖毒品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根据本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2、贩卖毒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这是各种毒品犯罪行为侵害的共同客体。
3、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毒品，却仍然进行贩卖。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贩卖毒品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排除其他目的，法律没有要求构成本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4、贩卖毒品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有偿转让毒品，即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对方，并从对方获取物质利益。贩卖方式既可以是公开的，也要能是秘密的；既可以是行为人请求对方购买，也可能是对方请求行为人转让；既可能是直接交付给对方，也可能是间接交付给对方。

贩卖毒品罪量刑标准及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１０次会议通过法释〔２０００〕１３号）
为依法严惩毒品犯罪，根据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的规定，现就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
（一）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一百克以上；
（二）大麻油五千克、大麻脂十千克、大麻叶及大麻烟一百五十千克以上；
（三）可卡因五十克以上；
（四）吗啡一百克以上；
（五）度冷丁（杜冷丁）二百五十克以上（针剂１００ｍｇ／支规格的二千五百支以上，５０ｍｇ／支规格的五千支以上；片剂２５ｍｇ／片规格的一万片以上，５０ｍｇ／片规格的五千片以上）；
（六）盐酸二氢埃托啡十毫克以上（针剂或者片剂２０μｇ／支、片规格的五百支、片以上）；
（七）咖啡因二百千克以上；
（八）罂粟壳二百千克以上；
（九）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第二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
（一）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二十克以上不满一百克；
（二）大麻油一千克以上不满五千克，大麻脂二千克以上不满十千克，大麻叶及大麻烟三十千克以上不满一百五十千克；
（三）可卡因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
（四）吗啡二十克以上不满一百克；
（五）度冷丁（杜冷丁）五十克以上不满二百五十克（针剂１００ｍｇ／支规格的五百支以上不满二千五百支，５０ｍｇ／支规格的一千支以上不满五千支；片剂２５ｍｇ／片规格的二千片以上不满一万片，５０ｍｇ／片规格的一千片以上不满五千片）；
（六）盐酸二氢埃托啡二毫克以上不满十毫克（针剂或者片剂２０μｇ／支、片规格的一百支、片以上不满五百支、片）；
（七）咖啡因五十千克以上不满二百千克；
（八）罂粟壳五十千克以上不满二百千克；
（九）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第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百四十克以上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七克以上不满十克或者其他数量相当毒品的；
（二）国家工作人员走私、制造、运输、贩卖毒品；
（三）在戒毒监管场所贩卖毒品的；
（四）向多人贩毒或者多次贩毒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四条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或在境内非法买卖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达到下列数量标准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五千克以上不满五十千克；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一百千克以上不满一千千克；
（二）醋酸酐、三氯甲烷二百千克以上不满二千千克；
（三）乙醚四百千克以上不满三千千克；
（四）上述原料或者配剂以外其他相当数量的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或者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超过前款所列数量标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大”。
第五条非法种植大麻五千株以上不满三万株，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非法种植大麻“数量较大”；非法种植大麻三万株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种植大麻“数量大”。

贩卖毒品罪量刑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2000年4月4日　　法[2000]42号
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经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5日至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交流了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分析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研究探讨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问题，对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正确适用法律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提
出了具体意见。
　　现纪要如下：　　
　　近年来，人民法院始终把打击毒品犯罪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从重从严惩处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为国家禁毒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日趋严重的国际毒品犯罪对我国的渗透，加之国内贩毒分子在暴利驱动下疯狂实施毒品犯罪，使得我国由前些年的毒品过境国成为当前的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的受害国。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禁毒形势十分严峻。会议认为，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在禁毒斗争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一定要从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认识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认真贯彻落实1999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包头市召开的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运用刑法武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对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惯犯、再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严重以及那些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贩出，向多人贩出，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押运毒品，暴力拒捕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要重点打击。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判处死刑，狠狠打击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的高压态势，以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　　
　　为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强化对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在坚持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同时，处理具体毒品犯罪案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严格依法办案。无论实　体上还是程序上，无论从重处罚还是从轻处罚，都要严格遵　守法律的规定。特别是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和党的死刑政策，一定要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二是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应当依法从宽处理，以达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和更加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的目的。三是要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禁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民法院要通过专项斗争、公开审判、法制宣传教育等多种有效的方式，积极参加禁毒的综合治理工作。　
　　会议认为，八十年代以来，人民法院审理了大批毒品犯罪案件，积累了宝贵的审判经验，对进一步做好今后的毒品　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代表通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对近年来在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适用法律问题取得了共识。
　　(一)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虽然司法解释曾对如何适用这一罪名有过规定，但各地执行上仍有较大差异。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认定以上犯罪，原则上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罪名。对行为人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危害后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一宗毒品，既制造又走私的则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但不实行并罚。如一审法院根据主要犯罪行为确定罪名的，二审法院可不再变动。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计算毒品数量，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范罪事实和确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　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关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不应以案发后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为条件。仅在客观上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行　为，如买卖毒品的双方，不一定构成共犯，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贩毒、为主出资、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归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了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并援引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当按其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其个人直接参与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
　　三是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责的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地类比，这一案件的从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范巳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受雇于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从犯。受他人指使实施毒品犯罪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应认定为从犯。　　
　　(三)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数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可判处死刑数量的毒品犯罪。对具有此种
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特情在使用中是否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情况不明的案件，应主动同公安缉毒部门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对无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对于特情提供的情况，必须经过查证属实，符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四)关于审理毒品案件与量刑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毒品犯罪的数量。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因此，执行量刑的数量标准不能简单化。特别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确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但纵观全案，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标准，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数量，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一般应予从轻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于毒品含量。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少，确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特别是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应将其它物品计入毒品的数量。
　　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标准，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相关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等因素，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判处死刑的应当慎重掌握。
　　关于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适用法律和量刑的问题。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后一律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
　　关于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和罚金刑问题。刑法对多数毒品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注重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外，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　以分割或难以执行，就不判处财产刑。
　　关于认定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问题。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该项立功，应当根据被告人在公安　机关抓获同案犯中是否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如经被告人当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等情况，均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五)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有关证据的认定问题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六)关于盗窃、抢劫毒品犯罪的定性问题
　　盗窃、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或者抢劫罪定罪。
　　认定盗窃犯罪数额，可以参考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认定抢劫罪的数额，即是抢劫毒品的实际数量。盗窃、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则以盗窃罪、抢劫罪与实施的具体毒品犯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

最高人民法院:将适时出台合成毒品定罪量刑规范性文件

在今天召开的2011年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基本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毒品案件刑事审判的法官谈到近期发生的演艺界人士涉毒事件时,言语中透出深深的惋惜、痛惜之情。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禁毒宣传的重要性。”他说。
　　源头性毒品犯罪高发
　　“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仍居主导地位,但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在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一些新类型合成毒品也不断出现。”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从审判实践看,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呈现一系列突出特点。
　　孙军工介绍,目前,我国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高发,制造合成毒品犯罪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最高法今天公布的5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中,有3起案件涉合成毒品。
　　最高法刑事审判庭第五庭副庭长马岩表示,法院在审理毒品案件时,主要考虑的是涉案毒品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会因是否为合成毒品而在定罪量刑上区别对待。
　　“当然,不同种类毒品的危害性不一样,这在刑事法律中都有明确体现。”马岩说,法院会综合考虑毒品种类、数量等多种因素,确保准确打击。
　　数量非量刑唯一因素
　　记者发现,在最高法院公布的5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中,有几起的涉案毒品数量并不太大,但法院依然判处相关主要犯罪分子死刑。
　　马岩解释道,这是因为这些案件所涉毒品数量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死刑标准。同时,这些犯罪分子具有累犯、再犯或者对多人多次贩卖毒品等从严从重情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充分体现了法院对毒品犯罪从严从重审判的政策导向。
　　“最高法一直强调,在把握毒品犯罪案件的量刑标准时,数量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此之外,还要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多方面因素。”马岩说。
　　强化毒品案审判指导
　　“禁毒综合治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方面力量一起努力,而做好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介入禁毒综合治理的主要形式。”马岩表示。
　　据介绍,在加大对严重毒品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近年来,最高法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召开毒品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组织专项培训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有效提升了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质量。
　　针对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实践中新的法律适用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2007年以来,最高法会同有关单位制定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并印发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起到了有效规范和指导作用。
　　近年来,我国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犯罪突出,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流入制毒渠道的形势严峻,而对这类犯罪行为打击处理的法律依据不足是近年来禁毒工作较为突出的问题。
　　2011年,最高法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起草了相关规范性指导文件。“最高法计划尽早出台这些指导文件,以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源头打击力度。”孙军工表示,针对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部分合成毒品缺少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最高法将继续加强调研,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