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王爱国(化名)先生是北京某高校职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获得单位分配的一套住房。在居住使用了二十多年之后，2006年，王爱国的这套公房所在区域开始进行城中村改造拆迁，于是单位与王爱国签订了转让协议，正式把这套房屋的产权转让给王爱国，由他与拆迁方进行拆迁补偿协商。然而，拆迁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拆迁方不提供安置房，而给出的货币补偿又较低，按照现有的拆迁标准，王爱国等被拆迁户很难再买到房子。拆迁双方因此僵持不下，一拖就是七八年。2014年5月，拆迁方重新启动拆迁工作，并且通知将对拆迁现场进行围挡和清运等，大有逼迁之势。眼看拆迁方这次来势汹汹，王爱国担心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遂决心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经过几番寻觅，王爱国与专业代理全国各地征收拆迁案件的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取得了联系。京平团队介入本案后，指派赵健、曹星两位律师具体承办该起拆迁案件，负责全权处理王爱国的拆迁维权事宜。
　　【办案掠影】
　　介入本案后，京平拆迁律师经过对案件的认真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拆迁维权方案。
　　延期十几次的《房屋拆迁许可证》
　　经过前期法律调查，京平律师成功调取了本案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慧眼识珠的京平拆迁律师马上看出其中的蹊跷：这份《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的时间是2006年，限定的拆迁期限也仅仅到2007年，如今早已过期。于是，京平拆迁律师立即启动进一步法律调查，针对这份《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延期手续进行深度挖掘。果不其然，这一调查，发现这份《房屋拆迁许可证》竟然延期了十几次!当事人都惊呆了。
　　随后，京平拆迁律师起草了十几份《行政复议申请书》，指导当事人将这份《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其十几次延期手续提起行政复议。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关于此次城中村改造项目的立项和用地预审等手续的行政复议，这可把各个政府部门忙坏了。不过，王爱国后续收到的十几份《行政复议决定书》，却无一例外维持了原行政行为。这样的结果早已在京平律师的意料之中，两位律师随即协助王爱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立案困难，强拆来袭
　　然而，起诉之路同样崎岖不平，当时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尚未施行，立案登记制也尚未出台，当事人始终立不上案。与此同时，拆迁方也渐渐按捺不住，多次对王爱国进行骚扰，并且企图破坏他的房屋，大有强拆之势。对此，京平律师未雨绸缪，提前协助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向公安机关申请保护。
　　2014年12月，在没有达成任何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王爱国的房屋遭到违法分子的暴力拆迁，房屋被夷为平地。强拆来临时，王爱国及时报警，然而公安机关却无动于衷，既不出警赶赴现场制止违法行为，也不对王爱国的报警请求给予答复;强拆后，王爱国到派出所再次报警，但公安机关依旧无动于衷。
　　多管齐下，终为当事人讨回公道
　　面对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京平律师一方面以书面形式要求公安机关履行职责、查处违法强拆行为，另一方面帮助王爱国针对派出所的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施行，立案登记制也同时出台。京平拆迁律师抓住时机，立即指导当事人再次向法院要求立案。
　　拆迁方本以为强拆会让王爱国就范，没料到在京平律师的不懈支持下，王爱国不仅没有放弃维权，反而维权信念日以坚定，而京平律师为王爱国启动的一系列法律程序，无论对拆迁方或者相关政府部门，无疑都是巨大的威胁。于是，为了息事宁人，拆迁方只好主动找到王爱国，并最终在补偿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以王爱国满意的条件签订了拆迁协议。
　　【拆迁律师说法】
　　本案可以说是拆迁维权案件中最为普遍的一类。很多被拆迁户请律师打官司，总爱问能不能打赢、胜算有几分，而大部分拆迁案件的维权结果并不是由单个程序的输赢来判断，例如本案中，虽然没有哪一个程序获得书面的胜诉判决，但通过多个程序的配合，当事人最终拿到了合理的补偿，这就是成功的案例。
　　拆迁维权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起案件中，京平拆迁律师提起的每一个法律程序，实际上都有其背后的用意。例如，针对拆迁许可证及其延期手续提起法律程序，实际上就使得拆迁方通过合法程序迅速进行强拆的希望落空，所以即便是强拆，也只能以违法方式进行，从而授人以柄。再以向公安机关申请保护为例，有人或许会说，这个程序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申请了之后还不是被违法强拆了!然而，越是有可能被违法强拆，这个程序的意义就越大，因为有了前面这个程序，后续如果真的发生违法强拆，那么就能以此为由对公安机关施加压力，也堵住了公安机关寻找借口的退路。
　　拆迁维权的道路注定铺满荆棘，而拆迁律师的使命就是充分运用专业技能，披荆斩棘为当事人的法律维权提供最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