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代的《春秋》决狱。这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特点是依据儒家经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仅仅依据汉律审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对“春秋决狱”做了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盐铁论·刑德》中认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更指出其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心”、“志”定罪。《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2）汉代的“秋冬行刑”。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后汉书·章帝纪》载，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