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1997年1月29日，甲单位法定代表人王某将一张面额为5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给乙银行丙储蓄代办点代办员张某，转账支票上的用途是“转存”。王某与张某商定存款利率为月千分之12.5.存单上的表面利率为法定利率月千分之6.275，存期一年。张某给王某出具了一张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开户单，开户单上记载存入人民币50万元，期限一年，户名甲单位，盖有乙银行丙储蓄代办点章和张某私章，并注明张某收票。当日，代办员张某将利差37350元交与甲单位。张某在收到转账支票后并未交存乙银行，而是以其个人名义存到其他银行，并分次支取现金用于支付其他高息存款利差。同年2月2日，张某用涂改方式将他人面额为500元的存单一张变成50万元存单交给甲单位。后甲单位发现存单有问题，即打电话让乙银行核查存单真伪。经乙银行核查，该存单确系变造。乙银行随即让代办员张某要回存单，2月19日，张某到甲单位处用转账支票换回变造的存单，2月20日又到甲单位处索回储蓄存款开户单，存单和开户单均由乙银行保管。嗣后，甲单位发现张某所给转账支票系空头支票，遂以乙银行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乙银行偿付存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乙银行辩称，原被告间并未形成存款关系，被告代办员收取原告款项后出具假存单是个人行为，超出被告授权并触犯刑法，该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理」

案件在审理中形成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原告甲单位交付被告乙银行丙储蓄代办点储蓄代办员张某转账支票，用了代办点的公章及其个人私章，张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作为存款人有理由相信张某是在乙银行的授权下揽存，况且存款开户单真实，原被告存储关系成立，被告应偿付原告存款本金50万元及按法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对原告已收取的超出法定利率部分的利息，应返还给被告或者冲减乙银行应予兑付的存款本息。

第二种意见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8号《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有关存单的纠纷属刑事案件管辖的范围，应由检察机关立案处理。因被告代办员变造存单涉嫌诈骗，本案应中止审理。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确认变造的存单无效，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依照《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存单纠纷案件，除审查存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持有人以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金融机构应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的，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凭证无效，并可判决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被告对存单系变造这一事实没有争议，原告持有的存款开户单系真实的也是事实，但存款开户单毕竟不同于存单，它不是存款关系成立的证明，它不能证明原告所存款项已进入被告的统一核算范围。本案中已查明的事实表明原告所交款项并未交付给乙银行，而是由代办员张某转存了其他银行。综上，本案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故法院在本案中不应主动追加张某为被告进行审理。至于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待检察机关立案处理。

「法律评析」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第三种意见，但乙银行之所以不兑付存单，还存有二个理由，一是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31时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18条和第19条的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因代办员张某高息揽储、收款不入账、变造存单的行为并未取得乙银行的合法授权，是被金融监管部门禁止的非法活动，故未参与这一活动的乙银行当然不负赔偿责任；二是作为存款人的甲单位并非无过错，为牟取高额息差，轻信代办员张某的高息揽存许诺，在发现存单有问题并经乙银行核实系变造存单后，未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对其大额出资是极不谨慎的，可以说甲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某是有过失的，即欠缺具有一般知识、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务时所应尽的注意，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肃金融纪律、严禁非法提高利率的公告》的有关规定，对单位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不准上浮，严禁各金融机构擅自提高存贷款利率或以手续费、协储代办费、吸储奖、有奖储蓄以及贷款保证金、利息备付金、加收手续费、咨询费等名目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对违反国家利率规定，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的行为是非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对代办员张某高息揽存的违法行为，应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给予民事制裁。（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刘京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