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
周某与西安AR建材科技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案件要旨：商业秘密要保持其秘密性，权利人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法院会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法律并不要求保密措施是万无一失的，只要达到了通常理解的合理保护即可。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一、案件来源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西民四初字第 236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陕民三终字第44号判决书。
二、基本案情
2003年3月11日西安FJ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GB厂（以下简称GB厂）与周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GB厂委托周某研制可用于制作蜂窝板专用胶膜的粘胶剂，有关试验费用由GB厂承担，GB厂以后自行生产胶膜时，周某的配方按技术股方式入股并可获得年终分红。协议签订后，周某依约进行了研制测试工作，并交付了研发成果。但之后GB厂却未自行生产，而是由厂长杨某私自做主让西安AR建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AR公司）无偿使用，且双方间签订了1844400元的胶膜采购合同。对此，周某于2009年以AR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在此之前，2006年12月周某已以GB厂未向其支付技术研发收益为由，向西飞公司、西安FJ工业（集团）金属幕墙GB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判决，判令西飞公司支付周某技术开发收益7万元。宣判后，西飞公司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被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表示对涉案胶膜技术未采取保密措施，原告周某也未提交AR公司生产的胶膜与其所主张的技术秘密相同或实质相同的直接证据。
三、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本院争议的焦点问题是AR公司是否侵犯了周某的商业秘密。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收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案中，周某曾当庭表示其对涉案的胶膜技术并未采取具体保密措施，也无证据证明AR公司实施的胶膜技术与其研发的胶膜技术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且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因此，依照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周某由于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AR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由不被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周某提出上诉，认为上诉人及GB厂都对涉案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且被上诉人已经承认其所使用的技术与上诉人开发的技术相同，所以上诉人无需举证，而被上诉人使用涉案技术并未得到西飞公司的许可。故被上诉人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因此，请求撤销原判，判处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30万元。
AR公司则辨称：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技术是商业秘密，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维持原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四条“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周某一审时曾当庭表示其对涉案的胶膜技术并未采取具体保密措施，而二审中其所提供的工作笔记本中的试验纪录、笔记本的保管情况及西飞知识产权管理条例等，并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故周某主张AR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
因此，综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楚，判处适当，程序合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点评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1998〕第109号）：“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即该信息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二是该信息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三是权利人对该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一项经营或技术信息要成为商业秘密，必须具备以上三项构成要件。在本案中，我们要关注的是第三项，即权利人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保密措施问题。
商业秘密要保持其秘密性，权利人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以维持它的不为人知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由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是“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那么权利人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才能被认定为是合理的呢？根据该条第三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二）对于涉密信息在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五）签订保密协议；（六）对于涉密的机房、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也就是说，法律是根据权利人是否已尽到合理的努力保护自身的商业秘密，以此来考察是否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权利人必须主观上有保护相关信息的意识，并在客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行为。对此，企业一般需在自身的软件和硬件方面下功夫。软件是指制度、管理层面，企业通过规章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将相关商业秘密性质、违反的处罚等，特别是商业秘密的范围及保护要求予以列明；硬件方面则指通过物理隔离、人员监管、分层次审批的方式等阻碍员工及外来人员轻易的接触到企业的商业秘密，并以此警告心怀不轨的人员，若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必将承担一定法律上的责任。
在本案中，周某自身未对其商业秘密的范围、性质予以认定，也未事先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更是未与GB厂及AR公司签订任何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协议，因而，其商业秘密未能获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就只能自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唐湘凌律师主编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