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见代理”始见于《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表见代理”是对一般代理的例外规定。其区别是，在一般代理规定为无效代理行为时，如果具有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况，“该代理行为有效”，其法律后果由行为人声称的被代理人承受。表见代理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求被代理人因疏于管理而承担责任。因此，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二，第一，相对人是善意的，主观上无过错；第二，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在实践中，判断“正当理由”的标准应该是：一方面，相对人依公认之常识作出善意判断；另一方面，“正当理由”产生的情况，与被代理人疏于管理等过错有关。目前，表见代理在保险业务中适用的常见情况是，兼业保险代理人的业务是以欺诈手段承揽业务骗取保费，而保险人本应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因疏于管理而未防止。上述情况见案例如下：

1997年９月，Ａ保险公司与Ｂ兼业代理处签订了兼业代理保险合同。Ｃ客运中心在该代理处为其车辆投保。1998年10月，Ｃ客运中心在Ｂ兼业代理处对其车辆续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和其他附加险。1999年５月，Ａ保险公司终止了与Ｂ兼业代理处的代理合同。1999年６月，Ｃ客运中心因其车辆将第三人撞伤，承担赔偿责任后，又向原Ｂ兼业代理处和Ａ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在诉讼中，原Ｂ兼业代理处业务员袁某涉嫌诈骗被司法机关逮捕，袁某供认其向投保人提供的保单、公章、保费收据都是私印私刻的。其所收保费亦未交给Ａ保险公司，而是供个人消费了。

笔者认为：在本案中，Ｂ兼业代理处的业务员向Ｃ客运中心提供了假保单和假收据，但Ａ保险公司作为原Ｂ兼业代理处的被代理人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应负疏于管理的责任。Ｃ客运中心在不可能对原Ｂ兼业代理处业务员袁某出具的假保单、假公章、假收据进行识别的情况下，有正当理由相信Ｂ兼业代理处袁某有权代表Ｂ兼业代理处开展业务。且Ａ保险公司不能提供Ｃ客运中心与犯罪嫌疑人恶意串通的有关证据。故Ｃ客运中心主观上并无过错，属善意相对人，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Ａ保险公司应对其疏于管理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Ａ保险公司在对Ｃ客运中心承担赔偿责任后，仍有权对原Ｂ兼业代理处提出索赔要求。

该案法院终审判决Ａ保险公司败诉。

    笔者建议：在当前保险服务市场发展速度很快，各项管理措施明显滞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对大量兼业代理处应加强管理，以控制和化解在开拓市场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否则，一旦投保人和保险人发生纠纷，只要投保人属善意相对人，而保险人又有疏于管理的过错，法院就可能依据“表见代理”的有关规定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裁决。